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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这个柴德发。

最后，柴德发还讲了一个突发事件，征求他的意见。选举之前，盐化县东里乡黄金洞村的人大代表秦本贵在村委会填写人大提案时，看见隔壁小学校里起火，只身抢险，救出了被困的九个小学生，自己光荣牺牲了。这个老党员，是村里的宣传委员，不仅死得光荣，而且平时也有许多感人的事迹。目前全国正在大张旗鼓地抓基层党组织建设，深挖一下秦本贵的精神世界，是可以当成一个典型推广的。

赵振涛的政治嗅觉比多年做党务工作的高焕章还敏锐，他当即指示柴德发抓紧总结材料；动用一切宣传工具来大造声势。

当赵振涛、高焕章和市委宣传部长汪建东驱车赶到盐化东里乡黄金洞村的时候，柴书记已经把秦本贵的展室布置好了。本来是由村里团支书做讲解员的，柴德发却抢着给领导介绍。柴德发平时话不多，可到了该说话的时候绝不含糊，他向市里领导讲解秦本贵先进事迹时，口才出奇地好，边讲边用手绢抹眼泪：“我先说说，村里给秦本贵老人送葬的场面。庄稼人心实，想谁敬谁就豁出金贵的眼泪砸，村里几乎家家都来人了，几乎人人都流泪了。男女老少的送殡队伍整整排了一里地，从这里路过的一位海港工人间：好大的场面，村里死了啥大人物？村民们动情地说：不是大人物，是一位老党员。工人目瞪口呆，眉毛弯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说：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党员？他是不是特有钱？村民们摇了摇头：他没钱，他死时只有一条羊皮褥子、一根拐杖、一件狗皮袄和人民币二十三块九毛七。这是老人的全部家当。二十三块九毛七被老人交了最后的党费。”柴德发又抬手擦了擦眼睛。

赵振涛和高焕章等人都被震撼了，赵振涛禁不住问了一句：“乡亲们来送葬，村委会没有进行组织吗？”

柴德发说：“赵市长，完全都是自愿的。我和县里领导们没有打招呼就贸然赶来了，赶上个尾声。秦本贵老人的棺材，是被一辆小四轮拖拉机运往火化场的。村口有一个老太大门前摆了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酒壶、茶水和香烟。灵车到跟前了，老人就端起酒杯一板一眼地念叨：他老叔哇，你帮俺做了那么多年的事，连水都没喝一口哇！你太累了，喝口水，抽棵烟再上路。然后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那几个被老人从大火里救出来的孩子追着灵车哭哇！那场面简直让人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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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涛眼睛也发涩了，他看见高焕章也红着眼睛。

柴德发边说边观察着领导们，见真的奏效了，继续动情地说下去：“秦本贵老人，生于1919年。革命老区的斗争生活，磨炼出了他的铮铮傲骨，他几十年来担任过村农会主任、治保主任。保管员和宣传委员等职，还——”

高焕章见柴德发开始耍起官腔，就扒拉了柴德发一下，沉下脸说：“柴书记，你让村里的同志们讲——”

柴德发尴尬地点点头，让女团支书接着讲。赵振涛顺着团支书的讲解杆，看到了秦本贵老人的相片。这是一张慈祥和善的面孔，弯曲的皱纹网在他苍黄的老脸上，像一堆燃烧过的树根。这张面孔告诉他，死去的是生命，活着的是传说，但这不是传说，这个平凡质朴的老人离我们很近很近。当他接到柴德发的电话时，他并没有往心里去，只是觉得能找一个典型，遮一遮北龙港的丑，能给明天北龙的工作寻找一个突破口。但现在，他对老人有了一种敬畏，对自己以前的想法感到惭愧。他极其认真地听下去了。

团支书用清脆圆润的盐化口音说：“三叔是在1945年抗日时入党的，那时他以卖皮影人儿为生，就为八路军写脚本刻影人，宣传抗日。后来被日本鬼子抓去入了狱。1945年鬼子投降后，三叔在盐化城里搞地下斗争，组织了个皮影班子。那年老蟹湾的风暴潮驱赶着背井离乡的饥民推着独轮车闯关东，村里人死气白赖地拉他闯关东，三叔不走，说要留下搞斗争迎解放建家园。1948年的秋天，盐化解放了，区干部把一本（土地法大纲）交给他，说村里党员就他识文抓字，让他向群众宣传。三叔高兴地答应啦！从此三叔就撑起了宣传工作的重担，1965年还被北龙地委宣传部评为党的优秀宣传员。他常年住在村委会，几十年来，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宣传了合作化、婚姻法、学雷锋、计划生育，直至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他共写有三百多万字的宣传稿。五六十年代，他拿着自制的铁筒喇叭走街穿巷做宣传，后来村委会有了有线广播，他就在大队部里广播，村里人如果一天听不到他的声音就空落落的。有他的宣传，这些年，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