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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朋友打球。那时我还年轻,文学事业于我似乎并不太重要,我不能容忍把自己的青春埋没在无休止的看稿、退稿的琐碎里。
没多久,他便调到了怀化行署办公室,在仕途上好像很有长进。等到两年后我到怀化出差时,又已给他发了三个小说。这时候,他在写作上的良好感觉和创作势头慢慢表现出来了,我已经很注意他了。他这时期的小说,多是写机关里的小职员,写凡人琐事,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尴尬,写他们不甘流俗,却又无力冲破现实樊篱的无奈。在对这些小人物的描绘中,王跃文似乎更关注他们的生命状态,他们的精神实质。在手法上惯于调侃与反讽,那不动声色背后的冷峻与严肃却够你沉重一购的。我觉得奇怪,这时候的王跃文在仕途上看起来春风得意,而他流诸笔端的却是另一种况味。难道他内心深处别有一番风景?
在怀化,朋友们很热情,呼朋延友十余人,喝酒!王跃文自然在场,这时候我俩还是相互客气着的。席间,杯来盏往,意气飞扬。湘西汉子喝酒是恣肆的,那次我记下了王跃文关于喝酒的三个“不论”:酒杯不论大小,度数不论高低,颜色不论深浅。我从来内向,木讷于言,话少,但酒倒喝得爽快,也同朋友们一杯一杯对着干。酒酣耳热了,朋友们提出跳舞。于是十几条汉子东倒西歪,脚不分深浅,话不识轻重,闹哄哄地奔舞厅而去。
往舞厅里一坐,方知这湘西一隅果真也藏龙卧虎。间会儿,朋友引来一位长发披肩的画家,或者一位清丽可人的歌手,一一向我介绍。王跃文不太跳舞,多是坐在包厢的沙发上,一声不响地喝啤酒。才喝足了烈酒,这会儿的啤酒只算是茶了。记得那包厢的设计很有特色,像湘西的吊脚楼,凭窗可以望见舞池里轻歌曼舞的男女。看得出,王跃文是喜欢安静的,却愿意随朋友去任何热闹的场合。他是从来不扫别人兴致的人。那晚,王跃文同我说了许多,说他的身世,说他的工作,说他的感情生活,说算命先生给他算的命。他说自己几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因为在他尚未出生,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所以,自小母亲给他的家训就是:紧闭口,慢开言。大学毕业后,从踏进县政府大院第一天起,他就显得少年老成,但心里却很不是味道。他说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成天说的话,内容也罢,形式也罢,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说的同别人说的没有区别,说了同没说也没有区别。有时便莫名地感到惶恐和无聊。于是,他便开始写小说。小说成了他另一种说话方式。王跃文的眸子在灯火明天中一会儿亮晶晶的,一会儿又暗淡了。我想,凭他的聪慧、冷静和敏锐,只怕会成大器的。
我俩真正的交往,是他调到长沙以后,大概是1994年吧。我常跑到他家去喝酒,他的爆炒仔鸭、擂钵辣椒拌黄瓜、酸姜酸萝卜让人称道不已。喝着啤酒,听他讲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听他谈文学的见解,听他谈读到的好书,其乐融融,也获益匪浅。他关于文学的见解常让我这个专职文学编辑汗颜,而他谈到顾准时的无限感慨又使我对他的社会良知非常敬佩。
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揭开了他官场小说的序幕。小说将一位离休地委书记的失落、孤寂描绘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一幅凝重的黄昏图景,初次显露了他对官场游戏规则和官场百态的精微体察、传神勾画的本领。小说获得了'95《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雷达先生评论它是“极力要从对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吟味中汲取养分,来抵挡这个欲望横流的世界”。这部中篇在95—96年度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尽管初选时票数居前,但在最后还是未能获奖,让我痛心了好一阵子。
此后,他的《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等便陆续面世,几部小说浑然一体,活脱脱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说他的小说是官场现形记,这是最简便、最直观的说法,好比精练的广告词,便于口碑传诵。其实这是对王跃文的误读。因为他的官场小说系列在表现官场生存状态和游戏规则时,更写出一种超越道德标准的官场文化,而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批判“厚黑”,谁是谁非。”毕竟,《官场现形记》暗示的已不是单纯题材上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学态度和取向,而这些恰恰是王跃文不愿认同的。
在广泛的评论中,他的官场小说获得较高的评价,甚至被说成了里程碑式的人物。王跃文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备受关注,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注意官场了,而这绝不是一件太正常的事。因为日出月落,星转斗移,顺乎天道,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