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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查实一下奥斯威辛总的情况，尤其是苏菲1943年四月上旬到达那里后的情形，也许有助于弄清苏菲和霍斯之间发生的事。我强调这个时间是因为它很重要。1943年四月的第一个星期，集中营因一道命令而产生了质变。命令是希姆莱下达给霍斯的。自“最后解决”从恶魔般的丰富大脑孵化出来以后，这是纳粹颁布的最重大的命令之一，即：最近在比克瑙修建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将只用于犹太人的最后灭绝。这条命令取代了以前那条“毒气室适用于在健康和年龄上符合与犹太人相同的‘选择原则’的非犹太人（大部分是波兰人、俄国人和其他斯拉夫人）”。这条新的命令绝非出于对斯拉夫人及其他“雅利安”非犹太人的仁慈心，而是更多地考虑到技术和后勤的限制条件，源于一种彻底消灭的决心——它从希特勒的脑袋传出，经希姆莱、爱希曼的大脑在党卫军指挥层的每一个大脑里蔓延——最后便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直至将欧洲所有犹太人铲除干净。这条新命令实际上是一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比克瑙的设施尽管十分庞大，仍然在空间与热能问题上受到限制，所以在集体屠杀的名单中，犹太人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除了极少数人（如吉普赛人）外，比克瑙几乎是他们的天下。仅就数量而言，“一想到他们就让我夜里牙痛。”霍斯写道。他想说的是磨牙。尽管想象力已是一片空白，他仍然想出了一两个拙劣的形容词。

在这关口，奥斯威辛显示出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作为大型屠宰场，也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奴隶工场。当然，这是一种新型的奴隶制——可以持续不停地消耗和补充。这一点常被人们忽略。“大多数描写集中营的文学作品都强调其死亡地这一点，”理查德·卢本斯坦在他那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的狡黠》中这样写道，“遗憾的是，很少有伦理学家或宗教思想者对这一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事实，即‘集中营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形态’给予足够的重视。”阿伦特——这位美国宗教学教授在他那卓有见识的小册子《“集体屠杀”和美国人的未来》里，论证了人类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历史的令人心寒的野心和企图。没有人能对权力的复杂性做出公正评判，或考虑道德和它努力想要传达的宗教的反响；那令人恐怖的精致的尸解和人类自己尚不能确定的对明天的思虑，使得它毫无疑地成为解读纳粹时代的一本必备手册。卢本斯坦进一步论证了阿伦特的理论，认为被纳粹推动的人类社会的新形态以一种最简单却最绝对的人类消亡这一血腥的新思想作为基点，直接从奴隶制度进化而来，是一个经过训练“完全支配的社会”。不过，在奥斯威辛，这种新形态通过一种富有创意的手段将施行暴虐推至极点；老式的庄园奴隶制却恰恰相反，即使在最野蛮的时期也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

在基督教义的束缚下，西方世界传统的奴隶主们无法采取与“最后解决”相似的任何措施来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人们不能枪杀已丧失劳动力的奴隶，只能忍痛等他年老退休，在家中安度晚年直到平静死去。（当然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有很多证据表明，在十八世纪中叶的西印度群岛，欧洲奴隶主们对奴隶的死丝毫不感到内疚。不过，前面那种情况占绝对优势。）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到来，仅余的怜悯被一扫而光。正像卢本斯坦所指出的那样，纳粹是第一个完全废除有关生命本质的人道主义情感的奴隶主。他们率先将人类变成了完全遵从自己意愿的机器，即使后者知道自己已躺在坟墓中等待死亡。

那些到达奥斯威辛的人，如果通过了区别“选择”和其他的详细检查，还能指望苟延残喘活上一段时间：三个月。苏菲在刚到的一两天后知道了这一点。当时她和她的同胞被圈成一堆——大部分是各种年龄的波兰妇女，脏兮兮乱糟糟，像被拔光了毛的家禽似的挤满仓前空场，衣衫褴褛，刚被剃光的头皮白晃晃的——她那受伤模糊的意识里漏进了一些话——一个党卫军小队长弗里希口齿清晰地宣讲着这座伤心之城的设计，使那些刚到这里的人一下子感到彻骨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