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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怀接过报纸，大略浏览了一下内容，抬头问卜奎：“你讲讲，这’　很不简单‘　在什么地方？”

卜奎想了想说：“我不理解的是：按照党规、党法和一贯政策，像批判吴晗这样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界权威，知识界名流，中央对这类批判，事前应该有文件通知，和各省市打个招呼。一九六一年以来，又强调贯彻’　文艺八条‘　，此时发表这样的文章，很不寻常。如果是中央精神，都是人民日报先发表，可是这篇文件这么违反常规，突如其来地由文汇报发表，很费解。”

张敬怀又浏览了一遍，问：“这个姚文元是干什么的？”

卜奎答：“原来是上海一个青年团干部，后来搞文艺评论。我以前看过他几篇文章……不怎么的。省报总编打电话来，说这篇文章很重要，要我请示张书记，问我们省报是不是转载？”

“让我看一看再说。”又说“你坐下。”

卜奎坐在张敬怀旁边的沙发上。

“我记得，”张敬怀回忆着“一九五九年，传达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时，毛主席有一段讲话，大意是说：现在和他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说，海瑞虽然批评嘉靖皇帝，可是他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嘉靖死的时候，海瑞哭得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他号召学习海瑞。于是全国文艺界响应号召，写《海瑞罢官》的，《海瑞上疏》的，《海瑞骂皇帝》的，《海瑞背纤》的戏剧、文章兴旺一时。没有毛主席号召，谁能刮起这股”海瑞风“？因此，我找来明史一查看，果然有这么一段内容……”

卜奎说：“如果毛主席有这个讲话，肯定省委还存有文件，我去找一找。”

“好吧。”张敬怀说。

卜奎退出。张敬怀坐在沙发上又细看起来。卜奎已经在该文中，凡是重要的论点，都用红园珠笔，圈圈点点地画了好多记号。张敬怀读了两遍。又把卜奎叫来，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像你说的，按正常情况，点名批判这么一个人物，中央事前是应该有通知的。最近没有收到这类文件吗？”

卜奎说：“没有。最近几天，我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一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既然中央各报都没有转载，说明中央不知道这事。我看是那些个别文人，为了自己出名，要打倒别人的越轨行为。……刚刚过了几天平安日子，有人又要兴风作浪了。”

“不过……”卜奎还是犹豫着“我看此文还是有点来头的。上海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没有来头，上海市委和文汇报能那么无组织，无纪律？”

“上海的事，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咱们省报不是问：我们是不是转载吗？你答复报社，没有中央的通知，我们不转载。”

过了几天，卜奎又拿来几份外省的报纸，向张敬怀汇报：“我浏览了各省的报纸，有六个省的省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省报总编又来电话请示，说是希望转载，不然……我们会被动。”

张敬怀思虑良久，说：“再等几天，看看中央是什么态度。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中央办公厅。”

下午，卜奎回答说：“我打了电话，中央办公厅说，他们也不知道此事。”

“那就是说，这件事是某些个人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我们不要转载。”张敬怀说。

又过了十多天，转载“姚文”的省报多了起来。省报总编又来电话催问，是不是转载“姚文”。张敬怀指示卜奎：“你答复报社，如果我们转载时，要加一个’　按语‘　，说明是作为学术问题让大家讨论争鸣的。按语中，报社自己不要表什么态。你先替报纸起草一个按语，我看一看再发。”

本省一直到四十多天之后，才转载了“姚文”。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揭发出来，成了张敬怀“阻碍中央声音”，“保护大毒草”的第一条罪状。

到了第二年五月，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发表了揭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同时说这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全国开始大乱了。

从六月中旬，根据上边通知，全国各大学、中学、中专已经停课“闹革命”，千百万学生已经在全国“大串连”了。

张敬怀住的院子，离大街虽然隔着一条胡同，但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声，震天的口号声，仍然听得清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