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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工最初计划，依修路计划大纲，所有通省干支各路之用费，统由省筹集，以期一致。但自干路动工后，各地绅商，渐晓然于修路利益之大，且于民生关系甚切，故穷思协力从事，以速其成。当局见人民已能自动也，遂于九年五月制定《山西汽车支路承修条例》十条颁行之，以示标准（规定省路除干路由省公款修理外，大小支路准由商民呈请承修——作者）。未已即有忻县、定襄、五台绅商首先兴起，合三县之资力，组织忻定台路工公局，修理由忻县经定襄至五台之支路，以为全省倡。嗣他处亦渐有闻风继起者。”　此后，省支路依照《山西汽车支路修条例》，由各县绅商承修。

筑路在当时生产条件下是非常艰难的，尤其山西山多沟众，人力、财力、物力，均为不足。尽管阎锡山为了实现他的“修路计划”，广泛动员人力，尽量节减支出。然而，就当时山西的财力而言，在三年之内完成所有干路的修筑，再用三年完成支路及县、乡各路，还是显得不敷支出。阎锡山本人对于工程的进度亦表现得很不乐观，他在1921年10月与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的谈话中这样说，“省路，归省政府担任修筑，原拟六年成功，现在仅成大小支路五条；干路正在进行，明年可完全告成。至县、乡路，原拟各六年修筑完竣。此项计划，共拟十八年告成。计划如此，事实多较计划为难，其结果尚不知如何也！”　不仅将原计划“自民国九年一月开工约以六年一律告成”，改为“此项计划，共拟十八年告成”；而且表现的缺乏信心，发出“其结果尚不知如何也”的慨叹。

据《政全内务及实业》记载，“筑路计划”实施的结果，短期内共完成省级干路，总计“南北总长1480里。自忻县城南至介休城北段，长440里，桥110座，涵洞124个，用土56万余方丈，用石6399方丈。介休城南至运城段，计长625里，桥62座，涵洞89个，66万余方丈，用石万方丈。忻县城北至大同段，计长415里，桥75座，涵洞92个，用土52万方丈，用石万方丈，又石洞120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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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经济文化　注重发展教育（1）

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太原召开，会上阎锡山在演讲中说：“人群现在已陷于最危险之地位，因政治程度超越教育程度甚远。政体已成为*，而民实无主之之智能；主之者既非民，即失却*之精神，无*精神而曰*，危险孰甚！欲渡此一难关，惟有积极发展教育之一途。”是故，“国民教育为人群之生命”。 有鉴于此，阎锡山在他执政山西之初，即把发展教育置于施政之首，予以相当的关注与重视。在他的手书格言中有两句话，其一，“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之三大义务”；其二，“欲决胜于疆场，必先决胜于学校”。从这两句话中，足可见其对于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阎锡山所说之教育是广义上的教育，依次分为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

这里所说的“国民教育”，专指普及义务教育，亦即基础教育。阎锡山认为：

振兴教育，譬如建屋，屋之在地上者，人人皆知注重，但能建筑房屋者，皆会讲究。殊不知屋之能否经久不坏，却不在地上之轮奂，全在地下之基础；教育亦犹是也。人才教育，屋之在地上者也；国民教育屋之在地下者也。人才教育，对于社会上有报酬，受此教育者，亦多亟亟以谋发展，故社会上皆知重之；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也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知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知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基于上述认识，阎锡山将他所说的国民教育，“视为最重”。他在手订之“人民须知”中告谕：“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那一国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国的欺侮，也就和乡下那一家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家欺侮是一样的，所以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