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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赵承绶准备离开太原之时，冈村宁次专程由南京飞赴太原，催阎早日归附。赵承绶回忆说：

冈村宁次到太原的当日，日方即通知我去会见。我由给我担任翻译的杨宗藩（苏体仁的女婿）陪同，到东华门19号日军司令部见了冈村。他表示：“请你赶快告知阎先生，我们日本方面，是要和能代表中国人的人合作。阎锡山是华北老将，我们考虑再三，最好和阎先生合作。阎先生是辛亥革命以后在华北的第一个人物，华北人很拥护他，我们既决定和他合作，就一定支持他。我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我答应的事，决不会有问题。我们既能把华北交给阎先生，就要让他有力量维持华北治安。请阎先生放心，不要光斤斤计较一枪一炮。我们和阎先生合作，对阎先生有好处。阎先生留学日本时，我们就认识。现在时机对阎先生有利，请你转达我的意思，万勿失去机会。并请代向阎致意”等等。我当时答应：“我不久就回晋西去，一定把你的意思转报。”冈村显得很高兴，装得好像很“诚恳”。

我立即把这一情况详细电告阎锡山，马上得到回电：“他不放心，咱可是诚意，应赶快履行‘汾阳协定’条款，拨给人、枪，咱必须尽快武装起力量，才能拿起华北，没有力量，连山西也拿不起，哪谈得上拿起华北。向他直接交涉，可能得到解决，努力为之。”

当晚，冈村宁次在东华门19号举行宴会，邀我参加，一再表示“希望和阎先生真诚合作”，还送给阎锡山高级将校呢衣料一件，西服衣料几件，要我转给阎锡山。

可是，就在赵承绶准备动身回晋西的前日晚上，阎锡山又致电赵说：“两国对敌，我以高级将领身份，和敌人合作，得不到日方信任，食却诺言，拖延时日，太不体谅人的苦衷，太不替人着想。你走后，可让象乾（苏体仁的字）把此电送交日方。”　12月1日，赵承绶偕续志仁由太原乘飞机到汾阳机场，由日军小汽车护送至孝义北部骑兵第1军防地，然后到克难坡复命。

二、与日勾搭（12）

阎锡山听了赵承绶一切详细情况的报告，尤其是听了赵“这么长时间，日本人一点东西也不给咱，我看这是诱降，不是合作”的提醒后，　决定对日采取观望态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岩松义雄认为：形势迫切要求对阎锡山工作“尽早成功，”并希望其直接与山西军接触的各兵团，“也应从大局出发努力推动本项工作”。他本人则亲自致电阎锡山称：“双方首脑直接会谈，彼此以真诚的态度，坦率交换意见，以期超越协定中事务性的交涉而达到精神上的结合。确信这是促进本项工作的唯一途径。”

但是，阎锡山却以在履行汾阳基本协定第一阶段之前举行首脑会谈，于晋绥军内部及全军所处的环境都有极大困难为辞，予以婉言谢绝。

而日本因将大量侵华日军从华北调往南洋作战，更急于使阎锡山早日归降，从而实现和维护华北的治安。12月底，日华北方面军第1军判断：“阎锡山内心是脚踏两只船，企图从日蒋两方面尽量多得好处”，并且认为阎锡山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猾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因而决定对阎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必要时可诉诸武力，以逼其投降，并着手研究对阎进行交涉与武力威压并行的计划。

日军先施以软方法，1942年1月7日，花谷正致函赵承绶，要其速归太原，会商履行汾阳协定中的武器和军费问题。为了让赵深信不疑，花谷正还开了一个准备拨给的武器和军费的清单：步枪3万支，分两次拨给，第一次给2万支（孝义会见时1万支，发表宣言时1万支）。第二次1万支（发表宣言后逐次拨给）。军费：在孝义会见时给联银券（一种伪币——引者注）1200万元；发表宣言后，每月付法币2000万元，联银券800万元。其他有关问题俟阎长官来太原后协商。粮秣：今后努力供应。日本方面还要求阎锡山：迅速实现移驻孝义或隰县；近日即于孝义会见。　阎锡山得知后，指示赵承绶拒绝了花谷正的要求。

日方见阎锡山不予理会，花谷正于1月23日致信阎锡山，声称“近来和平合作呈现停顿状态，实感遗憾至极。”要阎“速于孝义会见，促膝交谈与贵军之提携，东亚之和平等有关问题，披肝沥胆消除隔阂”。

1月29日，阎锡山复函花谷正：“鄙人年老力衰深恐不能对大局有所裨益”，中日提携虽为己之素志，但因“此间环境及本身有不得已之苦衷，”　故不能相见，再次回绝了日方的要求。

阎锡山还让梁■武向岩松转达其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