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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太大、太空。如今困扰年轻人的，是谋生，是就业，是跳槽。20多年过去，人们的视线从形而上的思索回落到对现实的焦虑。

不可否认，当年亦有偶像级的知心姐姐。早期《女友》编辑部就盛产幽默、温情的知心姐姐。远在中国台北，还有罗兰和三毛。除了写她奇特有趣的经历和浪漫动人的爱情，当年的三毛，还曾经是个聪明体贴的知心姐姐。她文集中的《谈心》就是一个知心姐姐信箱。她的回信真诚恳切，将文字的动人心处发挥到了极致。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的知心姐姐扎堆，还能成为偶像？

北大教授张颐武认为：那时候社会比较封闭，青年获得信息的能力很弱，内心有很多焦虑无法排解。人们也想当然地认为青年是一张白纸，因入世不深而需要别人启蒙，需要精神导师来告诉他们人生的路该怎么走。那时也没有心理医生，很多心理问题被阐释成一种思想问题，比如小资产阶级思想等。不像现在，精神上的焦虑不安会被解释成一种心理甚至生理状况。

而今天，年轻人可以通过网络找到各种问题的答案。有了心理问题，还可以求助于心理医生。这一切的必然结果是：大家不需要全知全能的精神导师——老版知心姐姐了。

2001年年底，《中国大学生》杂志竞聘情商博士执行主编现场：一位女编辑说她人生经验丰富，绝对可以胜任一个知心姐姐的角色。但年轻的编辑汪海明，对于她的此项“优势”表示了轻蔑：“在网络时代，知心姐姐这种东西早已过时，根本没必要存在。”。竞聘的结果，是年轻的汪海明胜出，而他的那番斩钉截铁、毫不留情的话，仿佛是给老版知心姐姐下了死刑判决书。

新款知心姐姐：什么是道德底线？

巫昂也有个信箱，在杭州的《每日商报》坐镇当“巫老师”。很多来信和她的回答都被收罗在她名叫“巫昂的春药铺　”的博客里。

这个新款知心姐姐在广大等待抚慰的读者心目中，是“那种火爆型的老师，一开口就是一派刻薄的骂词，对失恋者不予安抚，偷情者不予体谅，被抛弃者不予同情，意欲自杀者，不予开导”。

巫昂说：“我自己觉得这样比较够劲，和风细雨、语重心长，非我所长。”与巫昂遥相呼应的，是连岳在《南方周末》、在《希望》、在《上海一周》，王尔冈在《城市画报》上所开的类似专栏。

新版知心姐姐们普遍牙尖嘴利。《上海一周》上的连岳，嘲讽起人来丝毫不留情面。常见一些颇有文采、扬扬自得的小资女人被他羞辱得无地自容。但稍作调整，她们还会来继续看他幽默甚至尖酸刻薄的来信点评。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像韩寒那样的，不需要全知全能的精神导师，妄想指引他们走上所谓‘正路’，做语重心长状教育他们，会自取其辱。”张颐武教授认为，在今天，要想受年轻人欢迎，知心姐姐就要以调侃的、挑衅的、多样化的面目出现。

巫昂从回信当中得到很多乐趣，其中之一就是“有合法机会骂人的那种快感”，有很多来信的人，是主动请她骂骂他们的。“说好听点，这叫做醍醐灌顶，或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就是以我的面目，而不是以主流价值或者公众希望的什么面目来出现。”连岳的声音懒洋洋的，但他的表达却有绝对自信。

新版知心姐姐们思想“不积极”，格调“不健康”，情感也“不真挚”，却一样大受欢迎。巫昂的信箱原定3个月，但一写就是一年，编辑换过3个了。而连岳仅在《上海一周》的信箱就已经持续了3年时间。

虽然很多人会抱怨连岳的回答刻薄，给他写信有可能会受到无情讽刺，但他们依然会向他倾诉。“他们写信时就会预期到在我这里会有和主流不太一致的想法，我的想法也许很偏激、刻薄、无聊、无知、脱离现实，但都没关系，他也许就是想听连岳会说什么，读者享受的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时代变了，但绝望主妇还在，感情、性和各种焦虑的问题也都存在。新版知心姐姐们要解答的问题也无非是这些。

回答过许多痴男怨女的问题之后，巫昂的感受是：今天，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人们强烈缺乏安全感。

她脑海里经常会闪回一封写得很有场景感的信：一个女人，有一个婚外情人，她很想中止这种关系，但又忍受不了对方身体的诱惑，很想跑去约会。信写得很坦白、很精彩，后来报社还讨论了那封信，讨论的内容是：它到底涉不涉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