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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办史语所？傅斯年提出：“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为此而罗列的研究工作计划有下述九个方面：一、文籍考订；二、史料征集；三、考古；四、人类及民物；五、比较艺术；六、汉语；七、西南语；八、中央亚细亚语；九、语言学。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3）

涉猎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单靠传统的研究方法已无法实现。傅斯年在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模式了。”在文章的末尾，他提出三个响亮的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第一个口号表明史语并举的主张。他出版的著作《性命古训辨证》，便使用了由语言学入手进而讨论思想史诸问题的方法。第二个口号，傅斯年解释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史学的革命才带动了近代中国学术的整体变革。第三个口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显示了与列强抗争，为中华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傅斯年在给陈垣的一封信中，曾表示对西洋学术羡妒交加的情绪，既肯定他们在东方学研究上的成就，“并汉地之历史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同时又“惭中土之摇落”，希望能建立一个机构，聚合一群学者奋起直追傅斯年致陈垣函，转引自王汎森：《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一文。。李济曾以相同的情绪分析当年的情势与傅斯年的心态：地质调查所倡导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协和医学校进行的体质人类学，以及以北平为活动中心的外国学术团体所遣送的各种科学工作远征队，皆是坚强的组织；气势极盛，愈来愈猛。主持这些事业的，除地质调查所外，都是外国的科学团体。这些外国人，挟其丰富的物质配备以及纯熟的科学技巧，不但把中国境内的自然科学资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连历史的、考古的、美术的以及一般人类学的资料也引起了他们的绝大的兴趣。他们很坚决地跑到中国来，调查我们的语言、测量我们的身体、发掘我们的地下古物、研究我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些“学问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

这些野心勃勃的西洋科学家，万里长征跑到中国来工作，不是专凭着他们的政治优势来的；他们更有一套学术上的理由说给中国人听，使听的人亦可感觉到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乱哄哄的中国能够拒绝这些学问上的访问么？残余的北洋军阀政府认识这些工作的意义么？并且他们所注意的资料，大半都是我们自己所忽视的。无论照什么标准说，我们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反对别人来检取我们自己所毁弃的资料。

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应该先从反对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应该先教育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懂得自己的语言。这些大道理，是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学术界所深知的；却是直等到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得到有组织的表现。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６４—１６５页。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4）

１９３１年史语所与北平研究院部分同人摄于北平静心斋，右起：一排李济、吴稚晖、黄文弼、裴文中、徐中舒；二排赵元任、傅斯年、董作宾、□□□、丁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傅斯年在找寻，在聚合一批同志；也在等待一位能够与他抬杠、吵架而最终不弃不离的诤友。

第三节济之找寻彦堂首掘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最后两年，李济开设的考古学人类学几乎被视为“屠龙之技”。西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