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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丧失了宗教，而道德观念依然存在。假如一个人通过热爱上帝而不是通过熟读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而得到善良的美德，那他就更可能成为一个好人。”

这与菲利普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他仍然认为基督教是无论如何必须抛弃的一个令人堕落的枷锁。他的脑海里无意中把特坎伯雷大教堂里的枯燥的礼拜仪式以及在布莱克斯特伯尔寒冷的教堂里那冗长乏味的布道活动联系在一起。当道德丢弃了唯一使之符合理性的信仰时，阿特尔尼所说的道德在他看来只不过是智力不健全的人保存下来的宗教的一部分。他正在思索如何答复，对听自己说话比讨论问题更感兴趣的阿特尔尼突然又长篇大论地谈起罗马天主教来了。对他来说，天主教是西班牙不可缺少的部分；而西班牙对他则意味深长。因为在他婚后的生活中，他发现传统习俗实在令人厌倦，为了摆脱这些习俗的束缚他才逃到西班牙去。阿特尔尼以粗犷有力的手势和加重的语气，娓娓动听地对菲利普描述西班牙大教堂，那幽暗室旷的圣堂，祭坛背后屏风的大块黄金，镀金而失去光泽的豪华铁制饰物，那香烟缭绕的空气和静温的气氛。菲利普仿佛看到了身穿白色细麻布短法衣的教士们和穿红色法衣的侍僧从圣器贮藏室走到唱诗班；他仿佛听到单调的晚祷圣歌。阿特尔尼提到的那些地名：阿维拉、塔雷戈纳、萨雷戈萨、塞戈维亚、科尔多瓦，就好像他心中的一只只喇叭。他仿佛看到坐落在黄褐色的、荒芜的、萧瑟的景色中的古老的西班牙城镇里那一堆堆庞大的灰色花岗岩建筑群。

“我老是认为应该到塞维利亚。”阿特尔尼滑稽地抬起一只手，稍停片刻时，菲利普漫不经心地说道。

“塞维利亚！”阿特尔尼喊道，“不，不，千万别上那儿。塞维利亚：它令人想起姑娘们和着响板的节拍翩翩起舞、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畔的花园里唱歌、想起斗牛、香橙花、薄头纱，还有披巾。它是喜歌剧院和蒙马特区的西班牙。它那肤浅的魅力只能供智力浅薄的人永久的娱乐。西奥菲尔·高蒂尔①写尽了塞维利亚所能提供的一切。我们这些晚辈也只能重复他的感受而已。高蒂尔将肥胖的大手触及显而易见的事物，然而，那儿除了显而易见的事物外就什么也没有；那儿的一切都被打上指痕，被磨损了。穆里洛就是塞维利亚画家。”

①西奥非尔·高蒂尔（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

阿特尔尼从椅子站起来，走到西班牙柜子前，将带有镀金的大铰链和华丽的锁子的面板打开，露出了一排排的小抽屉。他拿出了一叠照片。

“你知道埃尔·格雷科吗？”他问道。

“噢，我记得巴黎有一个人对他的印象特别深。”

“埃尔·格雷科是托莱多的画家。贝蒂找不到我要让你看的那张照片。它拍的是埃尔·格雷科所喜爱的城市，比任何照片更真实。请坐到桌子边来。”

菲利普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阿特尔尼将照片放在他面前。他好奇地、默默地看了很久。他伸手去拿其他照片，阿特尔尼递给他。他从前不曾见过这位莫测高深的名家的作品。他第一眼就被这张任意的画弄糊涂了：人物拉得过长，脑袋特别小；神态放肆。这不是现实主义的。然而即使在这些照片中也使人留下了令人不安的真实印象。阿特尔尼用生动的语言，热情地描述着，但菲利普只是模模糊糊地听到他所说的话，他感到迷惑不解，莫名其妙地被感动了。这些绘画似乎向他说明某种含义，但他不知道这种含义是什么。有些男人的肖像画，他们那忧郁的大眼睛似乎在向你诉说什么，你却又不知道。有穿着方济各会或多明我会修道士服装的高个子和尚，带着心神错乱的面容，作着你不解其意的手势；有一张圣母玛丽亚升天图，有一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画中画家通过某种神奇感情表明基督的躯体不仅仅是凡人的肉体而已，而是神圣之躯；有一幅耶稣升天图，画中的耶稣似乎要升上九天，站在空中如履平地，使徒们高举的手臂，拂动的衣饰，欣喜若狂的姿态，给人一种喜悦和神圣的快乐。几乎所有这些画的背景都是夜空，灵魂的黑夜，地狱的怪风席卷着飞渡的乱云，一轮朦胧的月亮投下惨淡的月光。

“我在特莱多曾多次看到过这样的天空，”阿特尔尼说，“我想，埃尔·格雷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夜晚，这个夜晚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以至他永远忘不了它。”

菲利普记得克拉顿曾经受到这位古怪大师的影响，他这是头一次见到大师的作品。他认为，克拉顿是他在巴黎认识的人中最有意思的一个。他那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