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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一个小站上慢慢停了下来，我们以为是错车（单线铁轨），就没在意。过了一会儿，车上广播里突然响起播音员维汉两种语言播报，说是前面遭遇沙暴，铁路已经被淹，要倒车（机车头反过来推着开）回吐鲁番，不愿意回吐鲁番的乘客可以就在这个小站下车，车票一个月内仍然有效。我们一下子瓜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大家举手表决，一致认为妈的既然来了，走也要走到库尔勒去。那时候年青的我们，真的是意气风发，觉得只要大家在一起，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克服掉。

我们下了车后，坐汽车沿着公路往库尔勒走，妈的汽车票不是一般化的贵。冯文说不怕，等到了库尔勒可以让他老汉儿马上汇钱过来救急（库尔勒是新疆南部的中心城市）。结果到了一个叫和静的小县城的时候，竟然连前面的公路都他妈断了，连汽车都没法走了。我们聚在一堆商量了一下，觉得先还是吃饱再说，于是开始找馆子。和静只是一个小县城，当时就只有一条主要的街道，也没有多少人。那两天因为到库尔勒的铁路公路全断了，街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长途车队、商贩、旅客等等各色银，本地的商家趁机抬价，一碗面已经卖到了20元（恐怖！）。我们甚至都找不到有空位的馆子了，到处馆子里面都坐满了人。最后只好买了10多张大饼（一张就有锅盖那么大），草草果腹。完了以后胖子让大家把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一数，妈的所有人的加起来都只有不到1k，坐汽车花了太多的钱了。想到连面都要卖20元一碗，我们20人身上所有的钱总共只够买50碗面，大家有点慌了。

而且当时电话线也断了，连电话都打不出去；唯一的几家旅馆全部住满了滞留在这里的人，也没有空位置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只好找了一处僻静背风的围墙下大家挤在一起睡觉。新疆沙漠地区的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30多度，晚上能降到零下几度。我们把所有能堆在身上的东西全部盖在身上，稻草，破牛毛毡片，报纸，甚至还有人家的马鞍！晚上程璐一直紧紧的抱着我，小声地说“猪，我好冷！”我把我们俩所有的衣服全部给他穿上，完后把我们俩的两个大包里的能装在口袋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装在口袋里，然后把两个空包给她塞在前胸后背的衣服里面。慢慢她睡熟了，我使劲的抱着她，感觉自己身上已经要完全冻僵了。清鼻子流出来，一会儿就觉得硬硬的，要快结成冰了……

第二天早上，一大半的人全部重感冒，走路都已经不稳。又这样混了两天，大家的钱买吃的都已经基本上用完，而且有好几个同学都已经不能起身了，脸色发乌。程璐只是有点小感冒，我却已经不行了，只是靠身体好在硬撑着，不过基本上走路都已经有点困难。大家都感觉像要末日来临了一样。后来大傻说，我们可以去发电报试试，大家才突然想起，我日应该找本系统啊！于是疯了一样的冲到和静县上的本系统XX局，进去就举着我们的学生证，大喊“我们要见局长！人民XX是一家，我们是西安XX大的大学生，人民XX是一家啊……”

局长是个50多岁的维族老头，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他甚至连乌鲁木齐都没有去过，唯一一次到大城市就是10多年前到西安我们学校培训。和静XX局总共只有10多个职工，只有一个小院子，老局长只好安排我们在局里面的仓库里睡，虽然不是很暖和，但是总比外面强了N倍，而且还给了我们找了几十床旧棉被，吃饭就在食堂里和职工一起吃，这下总算好点了，至少能保命。冯文马上又给她老汉儿发了电报。我在仓库里一躺下就基本上要起不来，程璐一直在旁边守着我，晚上睡觉就两个人紧紧的抱在一起取暖。

第2天晚上12点过，冯文的老汉儿带了两个双排座车子，风尘仆仆的杀到和静，把我们拉回了乌鲁木齐。一到乌市就集体住院，全部输液。出院后我们也没有心情再去玩了，只在乌鲁木齐市内草草转了一下了事。冯文老汉儿给了我们每人250大元路费，大家就坐火车回家了。程璐打电话给他妈老汉儿说了这个事情，他父母大惊，赶忙让一个新疆管局的朋友把她送上了直接到杭州的飞机。

后来大三开学，我们还给和静县的本系统老局长写了封感谢信，想了想，又让胖子去找校团委的老师，盖上了学校团委的大印，然后直接寄到新疆管局去，不知道介个能不能给和静县老局长评先进之类的事情帮上点忙：…）

我一个人从新疆坐火车回成都，结果走到广元前头点，又碰上宝成线塌方（实际上年年都在塌，运气好就能碰上，90年代在北方上过大学的都知道），火车又要开回宝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