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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部长之后，为女性争得了法律独立权、婚姻平等权、合法堕胎权、男女同工同酬、由国家提供的母婴健康保护以及家务劳动和育婴的部分社会化。 科伦泰还以其性观念而变得十分有名，她认为，社会主义改变了两性关系的性质，过去的资产阶级道德是虚伪的、不平等的，新的道德应当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人们一向都以一夫一妻制为性的最佳形式，但她却宣称，性的排他性是危险的，认为它对女性自身和社会福利都造成了威胁；再加上她对革命成功后那个混乱时期的性试验抱有同情态度，因此被人称为“杯水主义”，意指可以像解渴一样解决性欲问题。她指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排他性的和全封闭式的爱情，因为两个人之间的深爱就其本质来说必定是反社会的，它会使这一对情侣与更广大的社区隔绝开来，降低他们对一般社会公益的兴趣。因此，这种关系在新的社会中将成为不必要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隔绝状态的残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在情侣关系中有爱情和亲密关系，除此之外哪里也没有；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应建立在伙伴关系和人们的团结友爱关系之上。因此，亲密情感的享受不能被限制在家庭和性关系的范围之内，Xing爱应当成为人类扩大的爱的能力的一部分，它将是集体的快乐而非个人的快乐。Xing爱不是简单的动物行为，不是仅仅建立在肉体吸引的基础上 （她称此种情况为“无翅的爱神”）；而是要富于敏感和同志式的平等爱情，恋爱双方应当分别保留各自完整的自我以及对集体的忠诚。（转引自Bryson ； 139…140） 科伦泰的Xing爱观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不现实的、过于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的。在革命胜利后的短暂浪漫狂欢时期过后，科伦泰就消声匿迹了。 在中国，早在1922年，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制定了关于女性问题的第一个文件《关于女性运动的决议》，其中也表达了女性运动是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女性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女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决议确定的当时具体斗争目标是：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在1928年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许多关于农妇本身利益的具体要求，如承继权、土地权、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 （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反对买卖女性、保护女雇农的劳动等。尽管女性有一些具体要求，但女性的利益与革命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女性的解放始终被视为更为重要的阶级解放的一部分。 关于中国革命与女性的关系，西方女性主义者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采取了同男权制妥协的策略，因此这一革命是以牺牲女性为其代价的。著名女性主义者丝黛西 （Judith Stacey） 和约翰逊 （Kay Ann Johnson） 等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批评对中国的情况相当隔膜。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只是夺取政权，保持政权，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一些子群体的利益，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女性的利益，在革命中从来都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因此，革命并不会为农民的利益牺牲女性的利益，因为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在革命的眼中是不存在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也只有官和民这两大阶层，一向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利益集团。用西方的利益集团分析法来解释中国的事情，难免有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之感。    
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1）
一般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本世纪的60…70年代，最早兴起于美国。也有人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 1、运动的基调 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认为当时虽然女性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是表面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性别不平等。这次女性运动的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女性运动要求各个公众领域对女性开放，缩小男性和女性的差别，使两性趋同。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应当克服自己的女性气质，努力发展男性气质，其中包括攻击性和独立性；她们不赞成母性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赞成女性在道德上天生高于男性；她们否定女人缘于作母亲的经验就在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