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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给李根源的信就达79封之多。“九一八”事变后，李根源等人发起的《全国军民共御外辱》的通电中，章太炎也名列其中。

有一年，李根源患上严重的脑疽，章太炎得知后，立即动笔，给李根源的孙子写信，讨论如何治疗。二月至五月，3个月间，发信13封，殷殷相询，情词真切。李根源深为感动，病愈后，将这些信函裱制成册，两人情谊，一时传为佳话。

李根源一生为人正直，爱国之志至死不渝，其节操主见也深为章太炎激赏，称其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此语唯印泉（李字）副之。”

1932年夏，李根源与张一麐、陈石遗、金松岑等发起成立中国国学会，李根源为副会长和主任干事。金松岑邀请当时在上海的章太炎来苏讲学。章太炎欣然前往。一时间，苏州城里，群贤毕至。章李二人本就相得，现在共事更是默契。不久，章李，加上金松岑，三人便定下金兰之契，并合影留念。

1934年秋，章太炎举家由沪迁苏，同年在新居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此后，李根源一直都是章太炎的合作伙伴，并为“章氏国学讲习会”提供资助，成为章太炎晚年的一位益友。就是章太炎的身后事，也是李根源在全力张罗。

意气相契的东西二帝：章太炎与邹容

1902年年底，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1903年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就在这里任教职，并在这里与邹容、章士钊、张继等结拜成兄弟，与邹容尤其投机。当时邹容只有18岁，章太炎已经35岁了，当然，在两个同样狂傲不羁的人看来，　年龄也就不是问题了。两人常以“东帝”和“西帝”相称（章是浙江人，邹是四川人之故），在一起纵论经世大业，鼓吹革命。

邹容的《革命军》就是在这时候写定，让章太炎过目并写序，就是这篇发表于上海《苏报》的《序〈革命军〉》，直接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大案，即后来所说的《苏报》案。

当时爱国学社和《苏报》上的激烈言论已经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序〈革命军〉》一刊出，当天的《苏报》加印一万份也很快告罄，在社会上卷起来一场龙卷风。很快，清廷就下旨抓捕章、蔡等人。

官兵到来之前，大家已经得到消息，纷纷避开了。章太炎却没当回事，第二天依旧从容不迫地去报馆，看见官兵又有搜捕，便上前道：“余人俱不在，要抓章炳麟，我就是。”等于是自动找上门去了。第二天，他还写信给躲避到租界一个传教士家里的邹容，“大义相招”，劝他自首。邹容不愧血性男儿，接信后果然前来自首了。

章太炎之所以对入狱如此意态悠闲，也许和他对局势的判断有关，《苏报》在租界，又是挂的日本人的名头，他料定清政府也没那么容易治他个妖言惑众之罪。后来也的确如此，这场官司打了将近一年，这是清政府，租界领事，还有革命党人，许多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到1904年5月，才终于宣判：邹容监禁两年，章炳麟监禁三年，罚作苦工，限满开释，驱逐出境。

这期间，章邹二人依然豪气不输平时，把法庭当演讲厅，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宣扬革命理论，一时声名远播。

要不是邹容在快出狱是突然暴毙，这场官司没准会让章太炎津津乐道。邹容的死，对章太炎来说，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后来他张罗给邹容建墓立碑，在他的家里，也挂着邹容的画像，初一、十五都要进香。一方面是对亡友的深挚悼念，另一方面，也是心里负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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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不渝的朋友”：巴金与萧乾

巴金与萧乾是在1933年相识的。1933年9月巴金第三次来到北京，在这里住了五个月，直到1934年2月才回到上海。巴金在北京期间先是住在府右街的沈从文家里，后来又住到燕京大学蔚秀园的夏斧心家。他在北京完成了《爱情三部曲》中《电》的创作。当时的萧乾正在燕京大学读书，与夏斧心的关系相当友善，经常到夏老师家去。在蔚秀园，萧乾认识了巴金。或许是他们都是在11岁时失去母爱的缘故，他们的气质相似，志趣相投，一见如故，由此开始了他们间的六十多年的友谊。

他们相识时萧乾还是一个初涉文坛的青年，而巴金在文坛上已是有名望的作家。对于一个初涉文坛的青年，巴金不吝指教，付出耐心、精力和真心来帮助萧乾。他反复对萧乾说的一句话是：“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在巴金的启迪下，萧乾一步步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