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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父母官的穷，没什么相送，这是10000元钱，你们拿去过日子。今后希望你们互敬互爱，白头偕老！”

一席话说得在场者目瞪口呆，只有毛人凤在得意地摇着身子笑。

待回过神来，魏大铭惊喜得热泪盈眶……

唐纵则如同被闷棍击顶一般，一口气堵在胸口上不来也下不去，恍然明白，这是戴笠有意设下的圈套。

魏大铭原是国民革命总司令部交通处长李范一的手下，后被胡宗南要去当无线电教官。

戴笠从CC系手中抢夺了浙江警校后，因急需民讯人才，央求胡宗南割爱，要了过来。

魏大铭一来到戴笠下面，成绩卓越，尤其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破译日军密码、截获敌方情报和创立国军密码通讯制度方面，干出了几桩连蒋介石都称道的成绩，就此成了军统中少数有资格骄傲的人物。

没想他恃才自傲，得寸进尺，慢慢地流露出想直接挂靠蒋介石侍从室，使特工电讯系**立出头的念头。

这事给姜毅英暗中打了小报告，戴笠火起，于是变着法儿找碴，同时，加紧提代江山同乡姜毅英，大有挤开他的意思。

此时，恰好唐纵又被调为军统“帮办”，算是蒋介石的亲信心腹，于是主动靠上去，想抱着唐纵的大腿达到自己目的。

戴笠看在眼中，记在心里，既然“铲除”行不通，何不“收买”？于是便有了以上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

经历过这一次的惊吓以后，魏大铭意识到戴笠是个手段了得的人物，从此小心慎谨，不敢再生二心。

魏大铭事件完毕，戴笠家里马上又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这些人是英国内政部派来专门向戴笠当面赔礼道兼的警察负责长官。为了表示他们对戴笠的尊重，道歉团分别来自香港、仰光、新洲三处殖民地的警察最高长官。

戴笠感到面子上大为红光，走路都飘飘然，立即下了很多请帖，邀国民党许多要员作陪，连宋子文、何庆钦都羡慕不已。

人们背后议论，说他本职不过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兼职中地位较高的也只是个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但国民党集团中，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战区长官、省立主席等方大员，无不对他心存警戒、礼让三分。

事后，戴笠又听到一件传闻，颇令他得意。

这回，戴笠的帖子中有一张下到被蒋介石新任命的外交部长郭泰祺门下，郭泰祺原是驻英大使，因长年在外国，对国内政坛内幕不甚了解，对戴笠其人，颇为陌生。因而，对戴笠的请柬不屑一顾，甚至连电话也懒得亲自打，只是冷傲地吩咐外交部秘书李铁铮道：“有一个姓戴的请我吃饭。这个人是重庆的警察局长吧？你代我打一个电话谢谢他，我没有功夫，心领了。”

李铁铮接过请柬，见上面是戴笠具名，立即走回来道：“郭部长，戴笠不是重庆市警察局长，他相当于希特勒拖手下的希姆来！”

郭泰祺对希姆莱是非常熟知的，忙道：“忙帮我备衣服，我这就去！”

为人在世，还有什么比这更得意的呢！

接下来戴笠开始考虑上海区问题。

这一次上海区的全军覆没，虽损失惨重，但是他却从中意识到：军统原先在国民党处于统治地位时期建立起来的组织体制与工作方针根本不能适应沦陷区特工活动的需要，必须坚决予以改革，由此开始了他对军统组织的一系列改革和改组。

首先，戴笠决定改革军统的人事制度。戴笠深恶人事室工作拖拉，办事效率很低，同时也感到军统人事管理办法落后，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为此，戴笠决定一是引进美国特工的先进人事管理制度，运用人事卡片的形式进行管理，并很快选送几名特甸去美国学习。二是适当缩小人事室的权力，相应扩大业务部门在人事管理方面的权力，做到用人与管事相统一，使人事管理效率有所提高。

其次，戴笠决定改革外勤管理制度。戴笠通过成立实验区制度，对此进行重大改革。第一步先成立上海实验区，进行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办法是在外勤上海区上面，再成立一个上海实验区，作为军统局本部的内勤机构。其职权范围是对原来上海区分散在各业务部门主管的人事、会计、电讯、译电工作，集中到上海实验区统一管理。凡涉及上海方面的情况、重大问题报戴笠，一般问题区长即可决定，直接通知军统各部门办理。这样，既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又可以在特务们中间起到互相牵制的作用，防止完全由一个部门、一个人全部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