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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些原点进行重新思考。

1998年3月12日写毕于燕北园

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人们试图对已经有二十年历史的新文学作一个总结，编纂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的编选者均为对该领域贡献最大的作家、批评家，如鲁迅、茅盾编小说集，周作人、郁达夫编散文集，朱自清编新诗集，洪深编戏剧集，胡适编理论建设集等。而“总序”的作者，所有的人，不管他有着怎样不同的文学、思想、政治倾向，都一致认为，非蔡元培先生莫属。这是因为任何人都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是其中的主要战线）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为发源地的。“没有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在当时（二三十年代）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在建国以后的新文学史叙述中，蔡先生及他主持的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却被有意淡化，至多在叙述到“林蔡之争”时，略带一笔。而且这种状况直到最新出版的有关文学史著作仍未改变。——这不免使人想起鲁迅当年的感慨：中国人的忘性实在太大了。

但这一“忘却”，却会模糊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特有的“民间性”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社会的开端，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影响全局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运动。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建设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以赶上在现代化路程上已经先走一步的西方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成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而且这一过程至今（到世纪末）也还没有结束。

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论北大

鲁迅早在1907年，也就是本世纪初就提出了他的“立人”思想，即强调“现代化”（当时称为“近世文明”）不仅是要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民主，还要“立人”，保障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并且主张以“立人”作为“立国”基础、出发点与归宿。但鲁迅这一“现代化”观念与思路并不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最有影响力的思路始终是，落后国家要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就必须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包括个人民主权利与自由），依靠国家强权与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的力量，实行最大限度的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以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不难看出，这一思路是贯穿本世纪的。最初的洋务运动与戊戌政变，就是企图通过满清国家机器的变革，重振皇权的权威（戊戌政变还希望建立光绪皇帝的个人权威），使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道路。但已经腐败不堪的满清政府已无重建权威的可能，这才有了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以后的混乱，又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惜支持袁世凯称帝来重建权威。在以上“权威立国”的思路与努力中，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依附于强权国家与个人的地位，自视国师、幕僚，不过是鲁迅所说的“官的帮忙与帮闲”，并没有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奴才地位。

袁世凯称帝，实行个人独裁，并以孔教为国教，强化思想专制，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打破对强权国家与政治（政治家）的幻想，开始寻找新的现代化思路。在此前后即有了对鼓吹“国家（民族）至上”的“国家主义”思潮的反省与批判。陈独秀率先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怒斥当局“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指出“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所利用”，“爱国适以误国”，同时提出救国之道即在启发民之“自觉心”，并见诸行动，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面向青年，唤起“伦理之觉悟”，“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定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敬告青年》）。李大钊除在《甲寅》上发表文章为陈独秀辩护外，也写了《暴力与政治》等文批判“强力足以治国”的国家主义思潮，鼓吹以“爱人的精神”，“唤起其全国之自觉”的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蔡元培在总结戊戌政变的教训时，即已认识到“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入手，是不可能的”；在1914年更明确提出“既认定教育可以救世，便当断绝政治上之迷信”。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1915年2月20日的日记里，也记下了他的英文教师的观点：“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