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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队伍又往前挪动了一点,可能是又出了一张票。紧接着,一个人拿着票,从前面的售票厅里快步走了出来。我无意中一看,居然发现那个人走路的姿势很熟悉。正当我仔细看去的时候,那人却拐了下弯,隐没在人丛里不见了。
这时我突然反应过来——那是……小胡?
我想朝那个方向喊一声,却又觉得有些荒唐,于是暗自摇了摇头,又转过了身。
我想我真的是神经衰弱了。
别想太多了,还是节哀顺便吧。想起小胡,我对自己说。
十三
春节过后,繁忙的工作又开始了。上班的第一天,我打开公司的OA系统,这一次,里面没有再出现什么奇怪的邮件,倒是看到分公司领导给我们部门每个人发来的消息说,两周后,总公司要来我们分公司抽查赔案,要我们做好案卷的整理工作。
两周以后,总公司的人来了。新希望模具厂的那个案子,在去年的责任险里,是赔付数额最大的,总公司的抽查人员果然选中了这个案子,要下午检查。
于是我上午去档案室拿案卷。
案卷很厚很重,我小心地从保险柜里托出这摞资料,拿到办公桌上,细细翻看,看是否有遗漏什么文件。
资料很多,里面的医疗票据就有几十张之多,医疗票据的后面是索赔申请、死者身份证明、死者家属身份证明……一切资料都很完备。最后一张资料是保险单副本,我看了看右下角,“经办人及联系方式”一栏里还写着小胡的名字和他的手机号码。
再一次想起小胡,我又轻轻叹了口气,然后就要把案卷合上。
无意间,我的目光停在了那串手机号码上。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这个号码好像有些眼熟。
这张保单是小胡做业务员时签的,这保单上的手机号码,也是他那个时候用的。他来到了理赔部以后,我才知道他现在的手机号码。
想到这,我赶忙拿出手机,翻到小胡的手机号码,一核对——居然是一样的!
但我记得小胡曾对我说,“我手机换号了,新希望模具厂的人也找不到我,省得他们让我做中间人来处理,我就更难办了……”
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换手机号。也就是说,新希望模具厂的人如果想联系他,是可以找得到的。
他为什么要骗我?
想起春节前我在火车站见到的酷似小胡的身影,我隐约觉得事情好像在往另一个方向发展。
我赶紧向崔经理说明了情况,他立刻打电话过去给新希望模具厂,但是那边的电话无人接听了。
下午,我和崔经理驱车往新希望模具厂开去。
一路上,谁也不言语。我们都觉得要坏事。
当我们把车开到两个月前我们曾来过的地方时,我们顿时惊住了——原先的厂房、仓库已经人去楼空,大楼的正门上了一道大锁,上面横着一条白纸,上面写着“厂房招租”四个字,下面留了一串电话号码。
我们赶紧照着号码打过去,电话那边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他说他是厂房的主人。我们问他这栋厂房以前的租户去哪里了,他说新希望模具厂春节前后就变卖了财产关门了。
春节前后,正是他们刚刚获得赔款的时候。
崔经理和我挂掉电话,迅速奔回公司,报了警。
警方立即调整了侦查方向,追加小胡为犯罪嫌疑人。
……
……
……
一个月后,小胡在兰州的老家被抓获,被捕的时候,他那两颗新的烤瓷门牙,才刚装上去一个礼拜。
经过接连三个昼夜的审讯后,小胡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原来,他利用自己保险业务员的身份,与“朱厂长”相勾结,低价租赁厂房、设备建起了名义上的工厂,然后迅速签订了保险合同,试图寻找机会共同骗取保费。小胡进入理赔部门后,觉得时机已到,于是开始着手人为制造保险案件。一个新来的名叫刘文军的外地员工进入了他们的视线,经了解,他是个孤儿,且刚来深圳不久,无依无靠。于是朱厂长瞄上了他,并在出事当天把机器的防漏电装置偷偷关闭,使其被高压电打成植物人,后来死亡。出事之后,朱厂长立刻给被害人伪造了深圳本地的身份证,开始向保险公司索赔。索赔过程中出现的所谓的伤者的“父亲”,只不过是朱厂长随便找来的一个农民工罢了。
至于公司OA系统里那些神秘的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