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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马医吧，救过来，算你们医术高明；救不过来，就只怪这孩子命薄。我父亲的上司是这个城市的当权派之一，医生自然要买他的帐。

就这样，我父母双双在一个什么责任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之后，我才住进了医院，不过不是住在医院的病房里，而是住在一个楼梯间里，很暗，很霉，还有壁虎。这些我不愿跟他们说。那时侯，我总是围着被子呆在黑暗之中，让孤独的寂静侵袭着我稚嫩的心，我把这个楼梯间想象成牢房，就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里反复描述过的那种。八个月之后，我竟奇迹般的痊愈了，走出那个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楼梯间，阳光虽然让我浑身暖和起来，却刺得我的眼睛流出了苦涩的泪。来接我回家的母亲抱着我一个劲哭，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

从此，我就在北方的这个城市定居下来，跟父母和兄弟们在一起。

护士长走后，来的是科主任，科主任走后，来的是食堂管理员，食堂管理员走后，是值班护士来做例行的化验，最后来的才是我的主治医生，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使我怀疑他原来是给模特拍写真的摄影师。他叫李斌。

你的所有病历和诊断结果，我都看了，说实话，我还是不敢轻易对你的病下结论，我的主治医生双手交叉着注视着我说，他的这个习惯一下子就联想到足球场那些防守前场任意球的球员，他们就是这样用双手交叉着保护着自己要害部位的，嘿嘿。

我的病，是不是植物神经紊乱呀？　既然他很直率，那么好，我就比他更直率。

很近似，真的很近似……李斌对我的诊断结果投了赞成票。

住院的第一天就这么平静地过去了，到第二天，我一睁眼，发现已经是一屋子人了，还有一屋子花，把我的病房糟蹋得跟他妈的灵堂差不多。

他们都是来看望我的，对我又嘘寒又问暖和气可亲，可是，我却发现所有的人都说的是同样的话，做的是同样的表情，甚至所发出的惋惜的叹息声也一模一样。以前，我以为被人家人文关怀着一定有点意思，现在我突然觉得毫无意义，因为所有这些，都透着一股子假惺惺的味道，虚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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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子的二三事

我想见的而又不敢见的人，始终没有来，那就是堇子和我的女儿。我不知道我还爱不爱她，更不知道她还爱不爱我，那个因为写《洛丽塔》而出名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形容一段死了的爱情时，是这样说的：它就像一个被取消了的暗淡晚会，就像一个下雨天的野餐，又像一个平凡而单调的演习，像一块泥巴包裹着的童年。我们是这样吗？我回答不上来。我真的回答不上来，让我再想想吧。

西西简直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摆动着僵硬的膝关节殷勤地招待着我的客人们，而我，脑子却不在这了，这时候的我，心灵深处比我独处时更空虚更冰冷更孤苦伶仃。我宁愿去琢磨一个抽象的概念，一出喜剧，一张清朝的老照片，以及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里的某个细节或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中的某幅插图……

你太自私了，你怎么只想你自己呀，我的一个朋友当我表示我即便身体好起来，我也不想再去做书商了的时候，愤愤地谴责我，他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晃荡着。他是个作家，笔名叫格林，他所有的书几乎都是我出的。

我自私吗？我不但给他出了三本书，还花了三次钱租用了宾馆的会议室给他召开作品研讨会，会后请客吃饭就不用说，我真想照着他一双近视的有悲剧色彩的眼睛来一拳——靠，你的每本书我都积压了一大堆，可是你却到处吹嘘说，我从你这发了大财，光雪铁龙就够买五十辆的了！

但是，这种具有杀伤力的话，我说不出口，我的心理医生后来告诉我，要是我能够畅所欲言，想什么就说什么，怎么痛快怎么说，我就不会得病了。我这人，大毛病没有，就是有那么一点娘们儿气。

还好，格林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他说他先走，明天再来，来给我送他媳妇特意给我包的韭菜馅儿饺子。

我刚松了一口气，伸个懒腰，想叫自己舒服一下，一个陌生女人又来了，进门一把抓住我的手，指头就像攀缘植物一样的附在我的手上。她的脸庞和她的体魄都很壮观，宛如一辆辚辚的囚车疾驶而来，到我跟前戛然一下来了个急刹车。

我在自己的记忆库里迅速地扫描了一遍，确定没有她的档案资料，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几何，是个专栏作家。你听说过吗？她问我。没听说过。她又提了一个名字，问我听说吗？当然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