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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与孩子（5）

母亲们对于培养自己的女儿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因为国家通过延迟女性的公共教育而抛弃了她们，或是将她们委托给教会照料，这是一个具有制度性影响的决定，从青春期开始，肉体和心灵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分离。母亲将她们的女儿带入这个世界，神父则引领她们通往道德和上帝的道路。毫无疑问，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永远延续女性保守的、可纪念的角色。母亲们有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把女儿嫁出去。根据当时的信件，波特…布吉对她们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进行的狂热努力，勾画出了一个神经兮兮但却并不夸张的形象，舞会、宴会、钢琴课以及刺绣都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在乡村家庭中，嫁妆是婚姻债券的物质具体化和象征符号。艾格尼丝？菲恩对法国西南部进行了研究，突出显示了“母女关系这一漫长历史”的文化和情感内涵。

由于与儿子相比，女儿们与她们的母亲要更为亲近，也更为依赖母亲，因此对于母亲的缺失或逝去，她们承受的苦楚也会更多。这种苦楚对于家中的大女儿来说尤为严酷，她通常会是代替母亲位置的人选。私人日记有时可以作为母亲不在的一种补偿，就如同我们在卡罗琳？布拉姆身上所看到的。

从城镇到乡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日常关系有着巨大的区别。农村地区并不鼓励人们去展示慈爱的一面。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差别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权威和自我显示的不同理念影响到了个人在自身言行上的选择。在家族内部，我们发现了相互对立的趋势。身体的姿态和感情的表达受到了比以往更为严密的控制，只有妇女和穷人才被允许在疼痛和孤独时掉泪。孩子们的语言错误和不良姿态都要受到纠正；他们被告知，要笔直而坐、规矩而食，等等。另一方面，父母和孩子间的情感交流得到了容忍，甚至被渴望，至少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是这样的。在许多场合，抚爱被视作是合时宜并对幼小身体的成长发育有好处的。卡罗琳？布拉姆在父亲去世后，尽管很有节制、不失端庄，但仍叹息再也得不到他抚爱的温暖了。埃德蒙？阿波特1860年前后在希腊旅行时，对于雅典人在私人生活中相对于法国人的温情所表现出的冷酷作出过评论。

另一个亲密的迹象就是家族中“你”的称呼，这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已变得非常普遍。勒古韦赞许地评论道：“在过去，人们只在与他们的佣人交谈时使用主语的‘你’，而不会与孩子们使用主语的‘你’。而今天，情况恰好调过来了。”在《19世纪的父亲与孩子》中，我们读到：“主语的‘你’应该在与孩子的交往中有规律地使用，以便可以不时地在孩子身上使用宾语的‘你’，作为不满的一种表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乔治？桑德会对其祖母以宾语的“你”称呼她如此敏感。

不仅是乔治？桑德，还有一些像勒古韦这样的自由主义教育家，都坚决地反对肉体惩罚。桑德写道：“古老的方法令我恐惧，我想，如果我这样打他们的话，我会（比孩子们）哭得更大声。”但现实又是怎样的呢？这里体现出的社会差异也许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要记住，在一个已然了解并废弃了封建制度的社会里，肉体惩罚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丑行的终极标志。

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甚至要比贵族家庭中的孩子更不易挨打。尽管仍然可以到处看到手执棍棒严厉的人，但是有越来越多不赞同的声音传递了出来。在宣称强制执行军事纪律的初中和法国的国立高等学校或某些公立中等学校，棍棒是少不了的。乔治？桑德面对亨利四世公立学校的代理人时，因恐惧而战栗发抖，“一个绝对权威的凶猛拥护者……他会授权一个睿智的父亲去命令他的黑人仆从在整个班级面前抽打他的儿子，班级里的人会按照级别排成队见证这一景观，而他们都被这因为最轻微的不从而受到的严厉惩罚吓坏了。”然而，逐渐地，青少年们开始反抗此类的体罚方式，就像1832年波德莱尔和他在里昂的伙伴们做的那样，他们的家庭则进行了抗议。这种抗议的声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寄宿学校在他们的宣传册中发布广告说他们不使用肉体惩罚。国家也进行了干预，再三发布公告提醒教师和其他人“绝对不能打孩子”。1838年，一份类似的公告进入了精神病院，1834年和1851年则颁布了其他两份与小学有关的公告。有些地方的法规甚至更加严厉。签署日期为1881年1月6日的一份规章宣称：“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肉体惩罚。”体罚曾被视为训练和约束身体的方法，一项对肉体惩罚发展进程的研究，显示了其他一些旨在获得规则的内在化纪律形式是如何取代这些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