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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以及王明等人，这种“表率”作用确实使党内不少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同志转变了立场，在四中全会的决议之下逐渐地统一起来。对于这一点，王明等人对张国焘是满意的。

张国焘为了支持王明路线，在参与了对罗章龙等人分裂活动的处理和对江西苏区富田事变的讨论之后，还受中央委派去天津解决中共顺直省委的问题。

原来，王明上台后，罗章龙等人非法组成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派张金刃（即张慕陶）、韩连会、袁乃祥等人到河北、平津一带活动，并与不久前非法成立的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即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曹策等人合流。这些人派员到北方各地进行活动，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加入了筹备处。在北方工作的许多同志对四中全会、王明上台虽有很大意见，但反对罗章龙、张金刃、曹策等人分裂党的活动，认为这是原则错误，希望尽快解决问题。

1931年1月下旬，四中全会中央决定组成中央代表团到天津解决河北党的问题。2月初，有张国焘参加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天津后，立即宣布取消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停止省委职权，由中央代表团代理省委工作，组成临时省委。由徐兰芝任书记，陈原道任组织部长，陈复任宣传部长，阮啸仙任军委书记，贺昌被免去书记职务，任命为山西巡视员。薄一波：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0页。张国焘对原省委负责人作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左”右联盟投降右派的严重错误和在立三路线精神之下反对新省委的倾向。

2月中旬，河北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决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金刃、韩连惠、曹策、叶善枝等党籍的决定》，号召“在筹备处蒙蔽之下的同志承认自己的错误回到党内来”。原省委的重要领导人余泽鸿、张昆弟等发表声明很快承认了错误。不久筹备处便宣告瓦解。

筹备处的问题解决后，那些过去曾跟随筹备处跑过一段时间和曾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原北方局、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受到了四中全会中央的过火斗争和无情打击。贺昌、阮啸仙、余泽鸿、张昆弟等人都多次检讨自己的错误，但王明中央还是揪住不放。在这件事上，张国焘也起了相当不好的作用。

五　初到鄂豫皖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接受了王明路线即国际路线之后，随即开始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斗争。

王明发动的“反右倾”斗争，由于上海和江苏省委何孟雄等20多位同志被捕牺牲、罗章龙等人犯了分裂党的错误被开除出党而“进展顺利”、“成果显著”。之后，王明宗派集团为了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取得在全党的统治，便开始了所谓“系统地改造党”的实际措施。

王明等人所谓“系统地改造党”，即是任用他们的“斗争干部”、“新生力量”来“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实行的是“顺我者提，逆我者撤”的宗派干部政策。同时，为了能够尽快控制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王明又采取了派中央代表去各地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办法。中共中央曾先后派陈原道赴顺直省委；曾洪易到赣东北苏区；夏曦到湘鄂西；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这些中央代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规定：　“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这样，就把各地党的组织控制在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代表的手中。不仅如此，5月初，中央还制定了《中央巡视条例》，建立了派巡视员指导各级党部的所谓“活的领导”体制。实行这种委派“钦差大臣”式的领导方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王明路线在各地“百分之百地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提出了作为中央代表去鄂豫皖的要求。他回忆说：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