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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有合力。而且，近些年来，我们在解决暗箱操作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中央在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公开。2006年底，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念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机关如果拒绝公开信息，公民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可以想象，政务的公开，信息的透明化，将会从根本上压缩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间。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的试点工作在一些地方正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也在制定种种措施。比如，从2005年开始，河北省以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邯郸市政府为试点，大力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依法清理行政权力项目，公开政务运作流程。在这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中，一个人们以前闻所未闻的名词是“清理权力”，甚至公布市长权力清单，公开政务运行环节。一些地方已经在搞公示制度。比如武汉，一个机构上边来了人，吃多少、喝多少，有一套手续，费用要有一个清单，贴在局里的大厅里，贴七天。七天之后，内部互联网上挂着。当然这当中会有很多漏洞，但这无疑展示了我们未来体制建设的方向。

但是，在解决暗箱操作的问题上，在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重要的是，没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真正的政务公开和信息透明是不可能的。应当说，建立一种正常的言论和舆论生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举例来说，*问题是我们社会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们也处理了一些大案要案。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有哪些大案要案是我们的媒体揭露出来的？相反，都是结案之后才开始在媒体上加以披露。如果有点蛛丝马迹媒体就能穷追不舍，一些大案要案可能就没有发生的机会，一些*分子也就不会走到后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舆论生态是不健全的，结果是我们社会的肌体缺少一种不可缺少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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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

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

南方周末：前面也已经讲到了，近些年来您一直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什么样特殊的要求？

孙立平：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其实，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因此，要防止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最基础的问题是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制度化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也就是说，要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而这当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无从谈起。

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利益表达往往被看做是不稳定因素，压制利益表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一位工人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在我们油田企业，“稳定压倒一切”被放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压倒一切的稳定工作就是不让工人说话，不让工人彼此联系，不让……当职工对于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企业重大提案有话要说而不得不走向上访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总是视之为洪水猛兽。他们对相关人员进行24小时严密监控，所有公交车一律停发；所有单位保安人员全体出动，日夜值班把守工厂大门；所有公安干警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