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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甚？一个字，杀！”冯去疾脸色铁青。

“不是一个字，是四个字：依法刑处。”姚贾冷冷一句。

“嘿嘿，一样。”冯劫笑了。

“此事乃大，朕得多说两句。”

嬴政皇帝在李斯说话时已离开座案，在空阔处转悠着沉思着，此时回身平静地道，“老奉常与丞相之言，与诸位之异，道出了一个大题目：治国为政，仁与不仁，容与不容，界限究竟何在？”嬴政皇帝似乎是边想边说，不甚流畅然却极富力度，“先说仁与不仁。何为仁政？孔夫子一生讲仁，儒家几百年讲仁，然却从未给‘仁’一个实实在在的根基。作为国家大政，对民众仁是仁，抑或对贵族仁是仁？天下郡县一治民众安居乐业是仁，抑或诸侯裂土刀兵连绵是仁？儒家从来不说。大约也不愿意说。说清楚了，也就没那个‘仁’了。法家何以反对儒家之仁？从根本上说，正是反对此等大而无当又宽泛无边的滥仁！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真正确立仁政界标者，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是商君，是韩子。不是孔子，不是孟子。商君有言，法以爱民，大仁不仁。韩子有言，严家无败虏，而慈母有败子。秦法不行救济，不赦罪犯，看似不仁。然却激发民众奋发，遏制罪行膨胀，一举而达大治，又是大仁！为政之仁，正在此等天下大仁，而不在小仁。何为大仁？说到底，四海安定，天下太平，民众富庶，国家强盛，就是大仁。欲达大仁之境，就要摒弃儒家之滥仁。就要荡涤污秽，清灭蠹虫，除掉害群之马！”

宽阔敞亮的书房静如幽谷，嬴政皇帝的声音持续地回荡着。

“再说容与不容。容者，兼存也，共处也。然则，天下有善恶正邪，人众有利害纠葛，政道有变法复辟，学派有法先王法后王。此等纷纭纠葛之下，任是国家，任是学派，果能一切皆容乎？不能也。孔子讲中庸，何以不容少正卯？墨子讲兼爱，何以不容暴君暴政？法家讲爱民，何以不容疲民游侠儒生？凡此等等，根源皆在一处：大道同则容，大道不同则不容。兼容一切，无异于污泥浊水，无异于毁灭文明。

今我大秦开三千年之新政，破三千年之旧制，而这棵大树的根基，却只能扎在脚下这方老土之中。当此之时，这棵大树要壮盛生长，便容不得虫蚁蛇鼠败叶残枝。否则，大秦的根基便会腐烂，大树便会轰然折断。其时也，六国贵族之复辟势力，容得大秦新政么？不会。决然不会！若我等君臣为彰显兼容之量，而听任复辟言行泛滥。误国也，误民也，误华夏文明也。战国之世血流成海，泪洒成河，尸骨成山，不都是在告诫我等：复辟裂土乃千古罪人么？儒家以治史为癖好。嬴政宁肯被儒家在史书上将嬴政写成暴君，写成虎狼，也绝不会用国家安危去换一个仁政虚名，绝不会用文明存亡去换一个兼容，换一个海纳！”

大臣们都静静地听着，忘记了任何呼应。嬴政皇帝罕见地说如此长话，却始终没有暴躁的怒气，始终都是平静而有力。在静如幽谷的大书房，嬴政皇帝转入了最后的决断申明：“至于如何处置儒家罪行，朕意已决：依法论罪，一人不容。何以如此？一则，大秦法行在先，触法理当惩治。二则，儒家既不愿做兴盛文明之大旗，便教他做鼓噪复辟之大旗。朕要严惩儒家以告诫天下：任准要复辟，先得踏过大秦法治这一关。”

“陛下明断！”六大臣奋然一声。

老奉常胡毋敬起身深深一躬：“陛下一席话，老臣谨受教也！”

“老奉常与朕同心，国家大幸也！”嬴政皇帝笑了。

冯劫高声道：“陛下，要震慑复辟，儒生不能用常刑！”

“噢？当用何刑？”

“坑杀！”

“为何？”

姚贾接道：“坑杀为战场之刑，大秦反复辟也是战场！”

“说得好。”嬴政皇帝淡淡一笑，“再打一场反复辟之战。”

月亮在浮云中优哉游哉地飘荡着，扶苏却是心急如焚。

几日前，九原幕府接到了皇帝书房发出的国事快报，第一则便是孔府儒案处置事：经朝会议决，对涉案儒生四百余人将行坑杀！当时，扶苏正在阴山军营筹划第二次反击匈奴之战，一接到蒙恬消息立即飞马赶回了九原幕府。扶苏一看快报大感惊愕，一时愣怔着没了话说。蒙恬也是第一次对皇帝政令没有了即时可否，皱着眉头叩着书案良久沉吟。

如此默然了大约顿饭时刻，扶苏才回过神来断然道：“不行。我得回咸阳！”蒙恬道：“公子回去说甚？”扶苏道：“不能杀儒生，更不能坑杀！”蒙恬道：“不好。”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