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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件震惊天下的大谋杀,案件当时并未告破。
为此,这次大谋杀给帝国君臣敲响了复辟势力已告猖獗的警钟,将帝国君臣从“天下和平”、“靡不清静”的时势评估中解脱了出来。时隔年余,嬴政皇帝微服出行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遭数名刺客突袭。若非随行四武士力战击杀刺客,嬴政皇帝也许那一次就真的被复辟势力吞没了。博浪沙大谋杀事件,兰池宫逢盗遇刺事件,是帝国新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嬴政皇帝与帝国权力的注意力,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变化——从全力关注构建文明盘整天下,转为关注对复辟暗潮的查勘,终于导致了三年之后(始皇帝三十四年)对复辟势力的公开宣战。从大巡狩而言,博浪沙大谋杀事件,也导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变——从相对简单的新政宣教,转变为巡边、震慑复辟与督导实际政务三方面。这一转变,从马上就要到来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轨迹。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时年嬴政四十五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经旧赵之地——入旧燕之地——辽西郡——碣石——返回再经燕赵旧地——经上郡进入边地——巡视北边——南下归秦。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记载得最为简单,然实际意涵却最为丰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导迟滞工程(坏城郭,决川防),部署求仙事,巡视九原并部署反击匈奴战事。若将史料残留的“点”联结起来,这次大巡狩的实际作为,则立即清楚地表现出内在的轨迹——这次大巡狩,无疑是嬴政皇帝即将实施的内外战略的预备举措。这个内外战略是:对外大举反击匈奴,对内大举镇压复辟。这两个大战略,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镇压复辟必须以肃清长期边患为保证,巩固边地又必须以整肃内政为根基。
尽管史料对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简单的九个字:“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然只要将前后事件通联,这九个字的分量便大大的不同了。就事实说,匈奴长期为患北边,此时的秦军已经退守到九原黄河以南的北地郡与上郡驻扎,连紧靠大河的“河南地”也成了匈奴的不固定领地。要一举占据河南地,并扫灭阴山草原的匈奴主力,将匈奴部族驱赶得远离华夏,便要大举歼灭匈奴的有生主力骑兵;而要真正做到一举大胜,没有通盘的战略筹划是不可能的。此时的九原直道尚未修成,粮秣兵器仍得通过上郡输送,诸方协同尤其要紧。事实上,正是在这次北巡之中,嬴政皇帝与蒙恬、扶苏等协同各方会商部署,最终议决:来年大举反击匈奴,战胜之后立即开始修筑长城。第二年的事实进展,几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战略筹划完成了。
唯其了解这一轴心目标,立即便可明白:所谓东游碣石,所谓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语言说,是造势以惑人。惑谁?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窥见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内外敌对势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这次大巡狩的东部之行中,将求仙之事铺排得很大,而且大举铺排了两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卢生出海,访求两位传说中的古仙——羡门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将离开东部之前,又大张旗鼓地派遣韩终、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队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药。
之后,嬴政皇帝的车骑仪仗销声匿迹了。
百年之后的司马迁,尚且只能留下九个字。此足以说明,直到后来的西汉时期,人们仅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边,至于究竟在巡边中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不是司马迁不想记述,而是因为没有依据。这成为了一个永远湮没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离开东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卢生入海归来了。卢生求仙无着,却带回了那则载于史册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谶言。这则谶言的形式载体很是不清楚,只说是“图书”。若依据传统分析,这则预言当是图谶形式,也就是某种皮张上画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图画,旁边一句字迹古奥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谶言。这幅画究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这句谶言,却是明白无误地被记载了下来。
这件事至少说明:其一,嬴政皇帝在东部碣石逗留的时间不会很短,估计至少两个月上下,否则以古代船只之航速卢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认定:皇帝东游只是要求仙,别无他事。其二,天下复辟势力也关注着边患,企图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制造了这则谶言,借以扰乱嬴政皇帝心神,并激发秦军早日与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