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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是对政治方法领域中人的不完美性原则的表达，它的意义就是：人无法预言未来。人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人有可能知道和理解的唯一事物就是在历史中生长出来的现实社会。因此他必须将现存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而不是将一种理想的社会，作为自己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绝无可能发明出完美的制度工具，因此人最好是依赖旧的工具而不是试图发明新的工具来实现理想。我们知道如何使用一种旧的工具，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我们也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信任它。而对于新的工具，我们不仅对它们一无所知，而且，假如它们被吹嘘成完美的工具，我们就有理由确信，它们一定不如旧的工具，尽管没有人会说旧工具是完美的。

“处方”不仅表达了人是不完美的这一信念，还表达了人们已经意识到，一切社会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可以识别真正的政治家和纯粹的政客，而且“处方”还是一种经济原则，它教导人们宁可选择简单、便宜和平常的东西也不要选择复杂、昂贵和光辉的创新。这是常识和绝对理性、经验之间的较量，也是责任良心和肤浅的才华之间的竞争。它踽踽前行，不是那么辉煌，但是却可以信赖。

该原则的实施者与其说是英国人还不如说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量的研究表明他们在管理殖民政府和行政事物时是怎样地依赖那些被证明为可行且可靠的制度，还有依赖过去的经验和经过试验的工具。这类研究中有不少是以“挑错”为目的，为的是表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实在是不够聪明且鼠目寸光，他们无法发明任何东西。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就如同以前的几代人骄傲地相信1788年的美国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宪法制宪会议成员。实际上，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当时那样的危机和高压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谨慎以及避免采取新的、未经尝试的制度改革正是他们智慧的最大体现，也是我们最需要感谢他们的原因。他们知道自己只能运用他们已有的；他们还知道，未来总是源于过去，政治家的任务是要决定不完美的过去中哪一部分应当延伸至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去试图寻找永恒的政治运动的秘密，或者说是永恒的政治停滞的秘密。

1776年那一代人建立起来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瓦解了，今天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工业社会，但保守党反革命使用的原则和方法都还依然有效。如果我们想要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唯有采用同样的基本原则才能获得。未来的具体社会制度将不同于1776年和1787年建立起来的具体社会制度，正如后者也不同于17世纪或18世纪的制度。但如果它们要想成为一个自由的功能社会的制度，那么找到这些制度的途径就是运用1776年那一代人所使用的方法：首先要意识到我们不能复辟，我们必须接受新的工业社会而不是试图回到工业社会前的重商主义社会；我们要愿意摒弃蓝图和万灵药，宁愿满足于从事那些不起眼的、不那么辉煌的任务——一点点的，摸索着寻求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我们还要明了我们只能使用我们已有的东西，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为出发点。

1776年和1787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取得了西方历史上从未获得过的成就：在没有社会革命、没有爆发长达数十年的内战，也没有极权主义专制的前提下建立了一个有着新价值观、新的信仰、新政权和新社会制度的社会。这场革命不仅通过建立一个自由和功能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的途径克服了极权主义革命，而且它本身也没有陷入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泥沼之中。

我们今天的任务看起来也许比1776年那代人的任务更重大、更困难，尽管我们很可能会因为知道了答案而低估它们的困难，或者会因为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高估我们的困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只有以1776年那一代人留传下来的原则为基础，并且采用他们留传下来的方法，我们才有希望成就自己的伟业。第3章

A　Functioning　Society

保　守　之　路

（选自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如果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要以一种自由、没有革命、没有极权主义的方式来发展，当今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那就是美国。

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最近已经成为美国颇受欢迎的标语。的确，美国到了一定要致力于强权政治，制定长远的战略目标，决定它的战略和军事边界位于何处，还有决定哪些领土不能够落入潜在敌人的控制之下的时候了。而且，美国对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