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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旧有禁例，杜绝白银外流，“又孰肯冒不韪而亟议更张。”（《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21页）看来，广东官员还是反对严禁，而倾向于弛禁。

江西道御史袁玉麟在其《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中，再次对弛禁论进行了系统而有利的驳斥。奏折的大旨是：但禁止官员、士子、兵丁吸食，而不禁小民吸食，不仅无法做到，而且破坏了政令的统一，其遗患更大。按旧例征收鸦片入口税，每年不过十至二十万两税银，于国课无补，反而见小利而伤大体，得不偿失。至于纹银外流，是因为禁烟不力，如果禁烟有力，那么鸦片吸食、纹银外流均可堵绝。而鸦片交易以货易货是难以实行的、中国所产的茶叶、大黄等物，与外商的呢羽钟表大体相当，购买鸦片，仍不得不用白银；一旦弛禁，吸食者会越来越多，鸦片之进口也会越来越多，白银之外流因之而增多。可见，以货易货，无异于开门揖盗。允许内地栽种罂粟，必将导致无知小民弃农趋利，膏腴之区尽化为鸦片之壤。粮田的减少，人口的增加，丰年犹恐粮食不足，灾年更会缺乏粮食，导致饥馑的发生。禁止兵丁、士子、官员吸食，而不禁小民吸食，是窒碍难行的，因为兵丁、士子和官员来自民间。如果天下兵丁尽皆因吸食鸦片而疲弱不堪，那么情形更令人不堪设想。这样，一一分析，袁玉麟将弛禁的主张批驳得体无完肤，将其谬误、自相矛盾一一揭示出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公开主张弛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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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严厉禁烟与鸦片战争（1）（图）

弛禁与严禁的论争，以严禁论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清廷官员，即使是原来支持弛禁的邓廷桢，还是执行了朝廷禁烟令，驱逐在广州的外国烟贩，拟定《拿办窑口走私章程》，认真查办禁烟事宜。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道光皇帝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驱逐鸦片趸船，“严饬洋商，传谕该国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趸船尽行回国，无许托故逗留。并确查窑口巢穴所在，悉数按治，毋稍姑息”（《筹办洋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第19页）。七月，又令缉办鸦片私贩。邓廷桢要求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等撤走趸船，但遭到拒绝。邓廷桢于是通过铲除“快蟹”等走私小船，断绝趸船接济补给等方法，来达到驱逐趸船的目的，又严厉查缉了一批国内鸦片贩子。双管齐下，禁烟取得了一些成效，使烟土价格开始下跌。

然而，鸦片泛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邓廷桢等人的禁烟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鸦片走私活动仍十分猖獗，白银大量外流并未改变。针对这种局面，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9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呈《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建议采用重治吸食洋烟的方法来禁止鸦片。黄爵滋认为，以往禁查鸦片一是严查海口，在海岸巡逻；二是禁止通商；三是查拿兴贩，严治烟馆。但这些方法都未能达到禁烟的目的，成效较小。因此，他提出了重治吸食的办法。因为“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由外夷之烟自不来矣。”黄爵滋重治吸食的方法是：“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至，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第465页）黄爵滋提出了用“死刑”严惩鸦片吸食者的主张。

道光皇帝阅后，抄转全国各地方大员，并谕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58页）于是，针对黄爵滋的意见，全国各地方大员展开了章奏大讨论。综合起来看，各大员都认为银贵钱贱是由于鸦片大量输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但对于用“死刑”重罪吸食者，绝大多数官员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吸食鸦片不过如酒色过度一样，是自戕躯命，与杀人、强盗等十恶同罪，量刑过重；而且吸食者几遍天下，势必造成诛不胜诛的局面；二是认为禁绝鸦片，逐应从正本清源入手，贩售鸦片是活水源头，吸食为其流，只有重治贩售，遇源绝流，才能堵绝吸食。他们有的主张应严惩贩烟，开烟馆之人；有的主张严禁鸦片入口，禁绝烟船入港，驱逐趸船；有的主张首先严海口之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