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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陈独秀在北大受到守旧派的排挤，旋即辞职到了上海。他所创办的《新青年》也迁移到上海，开始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但在这个阶段，陈独秀仍不忘旧情，总希望胡适能与他并肩战斗。他们经常在亚东图书馆会面。1925年冬，胡适因痔疮住进医院，陈独秀来医院探望他时，说不上几句客套话，就争辩起来。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和杜威，俄国革命和美国制度。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终以一方让步作终。可见，尽管他们思想分歧，观点有异，但个人间的友情之火还没有熄灭。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出于友情的系念，积极游说，致信顾维钧，为陈独秀开脱罪责，得到当局的释放。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被捕。在陈独秀坐牢的五年间，胡适仍然不改初衷，努力活动，只是他鞭长莫及，未能很快奏效。到1937年胡适找到汪精卫，通过汪精卫的工作，终于使坐牢五年的陈独秀获释。

1938年8月，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后，生活拮据，十分艰难，依靠编写小学教材为生。汪孟邹看望了陈独秀之后，给刚刚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述说了陈独秀的生活困境。胡适十分同情，就多方设法为陈独秀办理来美国定居事宜，以便使陈独秀能够通过写作赚取生活费用，可是耿直的陈独秀却拒绝了胡适的帮助，从此以后，直到陈独秀贫病而逝，他们也没有机会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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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同者，道难合：胡适与周作人

1917年4月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在同一年的7月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后，也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他们同在文科任职，彼此间也就相识了。但他们间的联系是发生在这一年的11月。在文科研究所布置教师和学生们选择研究课题时，胡适和周作人都报名参加了“小说研究组”。他们在“小说组”的研究活动中，拉开了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序幕，也开始建立了个人联系和友谊。

1918年《新青年》改组后，在《新青年》的同仁中，胡适和周作人是配合较为默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1918年5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的译文，宣扬摒弃旧思想，旧道德，奉行新的婚姻观与贞操观。这篇译文得到胡适的响应，他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了《贞操问题》，对热《贞操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联系中国实际，批评了“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贞操问题”是“第一无道理的”。

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提倡个人本位主义，指责封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对此周作人也积极响应，在同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将“人道主义”精神归结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强调要以此“为本”，建立“人的文学”。立场、观点的一致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但是他们之间有时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其主要表现就是周作人提倡的“新村运动”。他提倡的“新村运动”是模仿日本的，胡适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先后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学术讲演上，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激烈抨击在中国推行新村运动。接着，周作人发表文章进行自强辩解。这次论争虽然进行得慷慨激昂，但并没有影响他们间的友谊。这也是当年的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

然而，在1920年8月，随着陈独秀与胡适的矛盾的加深，《新青年》内部出现了办刊方针的分歧。胡适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周作人与鲁迅则表示不赞成这种观点，仍然站在陈独秀的一边。这种政治分歧，为他们的友谊埋下了隐患。

1924年11月，冯玉祥率军队包围紫禁城，驱逐清帝溥仪出宫，胡适却提出“抗议”，称驱逐废帝“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对此，周作人当即给胡适写信，认为“驱逐清废帝”，“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信中还告诫胡适，“帝国主义的外国人”支持你的观点，是因为他们赞成复辟，不要上他们的当。这件事导致了周作人与胡适的根本分歧。

接着在1925年发生的北京女师大爱国学生运动中，胡适与周作人的分歧更为明显。在这个事件中，周作人与鲁迅是支持女师大爱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