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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27日，参加了瓦窑堡会议的冯雪峰来到上海，向左翼文艺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他与鲁迅、胡风谈到“国防文学”口号时，他们认为没有体现出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冯雪峰提出：“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征得鲁迅的认可后，就让胡风写篇文章提出这个口号。胡风很快就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这篇短论，发表在《文学丛报》上。胡风的文章只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见解，丝毫没有争辩的意思。然而，由于观点的分歧、个人的纠纷和左翼作家内部的宗派情绪作怪，周扬等人却反映强烈，立即组织力量围攻，从而引发了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周扬一伙对胡风这篇文章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斗争”，以表现他们的觉悟和趁机扫除异己。胡风决定回击，被雪峰压住了；抱病的鲁迅只得对“打上门来”的“斗士们”声明，口号是他要胡风提的，但对方还是不能偃旗息鼓，最后，雪峰告诉周扬说，口号“是我提出来的”。周扬立刻声色俱厉地说：“我还以为是鲁迅提出来的，反对时有所顾虑，现在既知是你提出来的，那我就要大反而特反！”

“两个口号”之争，因为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中央高层的干预，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各方面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而告结束，但是已经形成的嫌恨与仇隙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由此埋下了祸根。此后的几十年间，握有文艺界领导权柄的周扬与胡风形成的长期对立、较量、论争，以至新中国成立后演变为一场重大的文化剿灭的悲剧，都是渊源于这次论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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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年交成了陌路人：胡风与舒芜（1）

舒芜是通过路翎认识胡风的。舒芜原名方珪德，安徽桐城人，出身于一个家学渊源的家庭，抗战爆发后，他被迫中断了高中学业，以教书谋生。他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被称作自学成才的才俊。由于家庭的影响，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很感兴趣，但同时又喜欢鲁迅、周作人等现代作家的散文。

在1930年代胡风是鲁迅的得力助手，也是很有名气的左翼文艺批评家，特别是他主编的《七月》杂志更在文学青年中很有影响。1940年代舒芜在重庆时，胡风也在重庆。舒芜敬慕胡风，正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让他的朋友路翎将自己研究墨子的论文，转给胡风提提意见。胡风自知对墨子研究不足，就请研究墨子的朋友陈家康审阅。陈家康读了舒芜的文章，认为写得不错，就告诉胡风可以约舒芜见面，他们才得以相识。后来，舒芜写成了哲学论文《论存在》、《论因果》、《文法哲学引论》等多篇文章，都是经胡风推荐给《文风》、《中原志杂》和《中苏文化》等杂志发表的。随着他们接触的增多，胡风建议他在这动荡的年月，最好不要把自己封闭在故纸堆里，应该结合现实多研究些问题。这样，舒芜开始转向现代文艺研究和杂文创作。

1944年4月，延安文艺整风领导小组派何其芳和刘白羽到重庆，向大后文化界传达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介绍延安文艺整风的情况。当时胡风担任“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研究部主任，便以“文协”研究部的名义举行欢迎会。会上，何其芳、刘白羽传达了《讲话》的基本精神，强调作家的阶级性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还介绍了延安整风的情况。不料，却引起了不少与会者的反感，胡风也对这种观点接受不了。恰在此时，胡风正忙于筹办《希望》杂志。在1945年1月出版的《希望》创刊号上刊登了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还有胡风的《置身在为*的斗争里面》。这两篇文章似乎是姊妹篇。前者《论主观》是从从哲学史的角度论述主观精神的作用，呼唤个性解放。后者《置身在为*的斗争里面》，则是张扬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观战斗精神”，似乎与《论主观》相呼应。这一期《希望》所表露的思想倾向性，显然是与《讲话》所体现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的。因此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的斗争里面》两篇文章引起了党所领导的重庆进步文艺界的注意。他们中有些人不赞成舒芜文章中片面强调主观作用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在文艺创作上会引向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是值得商榷的。

1945年1月25日，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座谈会，旨在帮助胡风认识《希望》创刊号上刊登的这两篇文章的错误。然而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2月初，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