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回：朝廷彷徨无所往 胡寅上奏中时弊(第1/4 页)

话分两头，事归一面。

却说杜充一听大家都准备逃跑，却只留下他坚守建康，非常生气，但是也无可奈何，只能闷闷不乐、消极怠政。

杜充心想，在前年（建炎元年1127年）时，金国第二次攻打开封前夕，皇上带领朝廷大臣都逃跑了，只留下我杜充为天章阁待制、北京大名府留守抵抗敌人。要不是我当机立断下令开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阻挡、延缓身后的金兵的话，你们都没有性命了。虽然那次决河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致使当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但也确实延缓了金军的追击速度啊，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在去年（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我又代替宗泽为东京开封府留守。由于各个人的策略不同，我改变了宗泽的一些政策，你们就讽刺我说“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这次又要我来镇守建康呢？

因此，虽然杜充已经获得提拔，任同知枢密院事，官至执政宰相地位了，他仍然以自己患有中风疾病，推辞不愿去赴任。

宋帝赵构何等聪明，他知道杜充心怀不满，况且因为杜充长久都在掌握留守军队，手下将领也很多，因此就准备再授给他以兵柄。这样，朝廷就把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颐浩提拔为左仆射，同知枢密院事杜充任右仆射（即右相，官职仅在左相之下），并同平章事兼御营使，镇守建康。朝廷的任命制书下来四个月后，杜充才闷闷不乐地去赴任了。

起居郎胡寅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对朝廷权贵的做派十分不满。他就上疏说：“我为陛下筹画七个办法作为中兴之术：

其一是罢和议而修战略。这是因为之所以可讲和的，是因为双方两地用兵，势力相对，势均力敌，利害相当的原因，而不是强弱盛衰不相等所能形成的。朝廷议和这种说法，最初是由耿南仲提出的，而耿南仲依靠着李邦彦，他们都是谐谑小人，不知远虑，分明植党，只是希望自己获得利益。主张战伐的人，只有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机会一去，国论纷然，中部地区镇守河东的军队，必然会被金人陷没，这样议和派人物就找到了议和的理由。二帝已经被敌人掳掠而远去，宗族全部被迁徙，中原生灵涂炭，至今更加严重了。假若可以议和的话，那么渊圣皇帝怎么还不放回来呢？我们屡次又被他们攻打以至祸败，而陛下卑词厚礼，避地称臣，他们应当稍微缓师不要进攻啊，怎么这样许多年竟然没有作用呢何？若认为强弱力量绝不相等，那么，自古那些徒步奋臂，无尺寸之地而争帝王之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罢绝和议，刻意讲武，把送给敌人的岁币作为养兵之费，这就是晋惠公“征缮立圉”之策，汉高祖“迎太公、吕后”之谋。如果能当机立断坚决去那样做，就会让敌国知道我们有含怒必斗之志。这样漂泊在沙漠里面的圣驾，或许就有回归之期。不然的话，就悄悄地躲避在东南一隅之地，什么事情都不要奋斗进取拼搏，干脆直接臣服于金人就行了。因为如果给金人纳赂，还有谁能比朝廷富贵财物多呢？如果给他们抵押人质，还有谁会比二帝身份重要呢？如果说要贡献子女，还有哪个地方能比中原之地的佳丽美人更多呢？如果派遣大臣，谁还能够比汴京朝廷的宰辅更合适呢？已经把这些办法都想尽了，而强敌的进攻一日更甚一日，陛下可以深入思考一下啊。

其二是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可以在建康、南昌、江陵这些地方，选择一处以安太后、六宫、百司，以耆哲谙练大臣为总领就可以了。至于从事郎吏以下的人，就不要轻易移动了，那些虚名无实，徒费国用的事情，全部取消了。这样，陛下轻装上阵，奉着庙社之主，提兵按行，广治军旅，周旋在这几个地方之间，不要把某一个地方作为固定居所。只要重点管理好侍从臣寮、帅臣监司、要害守牧，奖优罚劣，激励将士振作进取。而把馈饷之权，应当专由宰相负责，就像汉代委任萧何经营关中，唐代委任刘晏经营东南那样。如果经制得人，加以岁月，量入为出，何患无财！所谓宰相的责任，就是代天理物，扶颠持危，其责任十分重大，他不仅仅是早朝晚见，坐政事堂，弊弊然只知道干一些文具文书无益的东西；或者只知道调动亲属官员升职动迁，或者整天干些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事情而已。

其三是务实效而去虚文。大乱之后，风俗靡然，要切实改变它，重点是在陛下。那些将帅之材，智必能谋，勇必能战。那些庸奴下材，本无智勇，看见敌人动辄溃逃，他们无异于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