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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1933年起，苏联官方又采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这种“生物学产量”来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可这除了让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在数据上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之外，对实际的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好处。

而因为对乌克兰的几项惩罚xìng措施的实施，几个月后，到1933年chūn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开始出现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虽然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xìng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可从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却同样也没有停止。当年chūn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可苏联zhèngfǔ却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

“可这些事情都应该是被严密封锁的。即便是在苏联内部，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太清楚具体的情景，外界更不可能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想着自己知道的，或者是道听途说，又或是通过其他途径，也或者是通过自己总结得出的一些信息，崔可夫看向秦卫的眼神开始带上了杀机——这个中国人太危险，应该消灭！

可秦卫却对此仿佛没有感觉，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份报纸铺开到了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开始念念有词：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军事’，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征收制。其实这种‘军事’，实际上与‘军事’并无必然联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称：‘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军事’，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基国策，并不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

“……为了对粮食实行完全彻底的垄断，国家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农民赖以为生的口粮都往往被夺走。这种‘军事’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苏联各地农村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动。这使列宁感到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稳定局势，为度过危机，于是有所谓‘新经济政策’出台。‘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zìyóu买卖。在工业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松绑……‘新经济政策’使危机暂时缓和。然而，‘新经济政策’才是在严重危机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列宁不喜欢它，其继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当危机似乎度过，当局势已经稳定，当对付反抗的措施已布置得更周密，当专政的锁链已锻造得更坚固，当人们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冲动，‘新经济政策’就该废除了。而自实行‘新经济政策’始，斯大林们就想着早rì废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终于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于是，重新实行的，还不是此前作为‘列宁模式’的‘军事’，而是比‘列宁模式’更严酷、更无视人民生存权利的‘斯大林模式’。”

“……先是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成了富农，成了‘阶级敌人’。继而宣布没收该地区的所有粮食和生产资料。每一粒粮食，包括种子，都收归公有。所有家具，所有牲畜，都被夺走。无数支搜粮队在乌克兰地区横冲直撞。他们闯进每一户人家，墙角、床底、屋顶，所有可能藏匿几粒粮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卷心菜，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抢走。于是，饥饿很快来临。饿得要死的乌克兰人试图逃往外地，但决无可能。乌克兰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锁。一些饿得发疯的孩子不顾一切地想冲出去，于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将他们打死……”

“……搜粮队走了。搜尸队来。或许，是搜粮队直接变成了搜尸队。他们之所以是‘搜尸’而不是‘收尸’，是因为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到200克面包。而这在当时的苏联是很大的诱惑。于是他们便十分积极地‘搜寻’尸体。他们把那些皮包骨的尸体，像垃圾般地扔进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当他们搜尸时，那些还有一口气的人，那些饿得鼓胀的肚皮还在起伏着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样扔进了坑中。毕竟，搜尸队也想早一天得到200克面包。有时候。那还活着并且还有最后一丝气力的人哀求搜尸队：‘我还没有死！我想活！’搜尸队的回答是：‘今天就死吧，省得我们明天再来！’……我曾见过一位幸存者，她哽咽着描述她目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