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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找到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法。我打电话给国有威斯敏斯特银行，告诉他们劳埃德家族银行刚刚拿下一整版的广告，他们是否想和劳埃德家族银行一同登广告？我还强调《学生》将是英国最大的青年杂志。我又打电话给可口可乐公司，告诉他们百事公司刚预定了一个大广告版面，但是反面还是空的；我打电话给《每日电讯报》，问他们想比《每日快报》先还是后做广告。

另外一个伎俩是问一个无伤大雅又难以拒绝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招聘到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人事经理说他们要寻找二流人才。“那么我们正出版的杂志恰恰适合你……”

为了避免接线员切断我的电话，我学会了怎样在5分钟内把所有的事情说完。我的语速开始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感召力。我很早就变声了，没人会想到他们正和一个站在公用电话亭的15岁小鬼通话。我留下在山姆里·格林的地址，写好成打的信件寄给父母，他们请老朋友伊丽莎白把信打印后寄出。

我的功课越来越差，但却学会如何自己树立信心。如果我再大五六岁，一定会觉得试图替一份由两个才15岁的校园男生主编、尚未面世的杂志招揽广告是无比荒谬的事，但是当时我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假期中，我告诉尼克所有关于《学生》的事情，他同样非常兴奋而且愿意帮我们贩卖杂志并尽力找到发行商。虽然尼克知道《学生》实际上是我和乔纳森的创意，但是他同我们一样对杂志的潜力充满信心。我们15岁了，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

1966年4月之前，我丢下一大堆无法通过的课业，更多地投入到《学生》中去，这让教拉丁文和科学的老师们同样松了口气。

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写成百上千的广告招商信，再焦虑不安地等待回信，但是，直到1967年4月，我们也仍然离发刊日遥遥无期。我和乔纳森已经筹划了1年的时间，所能登载的只是一些校长和老师的支持信和政客们含混不清的许诺，没有任何广告和新闻材料。我拒绝妥协，在1967年4月27日的家信中，我对在复活节中同家人相处时间太短表示歉意：

过去的4周是一个非常好的假期，我希望你们不要为我不能多呆在家里生气。也许是我不对，但我觉得自己有两个责任：一是对家庭，一是对《学生》杂志。对我而言这不容易，因为任何所做的事情我都想全心全意。我感到自己对《学生》尽了全力，以致无法兼顾其他。我知道想左右兼顾很危险，但我已经决定一直走下去。我现在16岁，但是大多数人16岁时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和我两三年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晚上兜风，白天鬼混。你们16岁时在做什么？射击、钓鱼、游泳，或者和女孩出去玩，或者帮着打理花园。你们16岁时能否预见到世界今天的样子，你们的未来早就被安排好了，可是今天的世界却要求艰苦卓绝的自我奋斗。

你们认为《学生》是我自我中心的产物，可能吧，但是人一生中做什么不是自我中心的呢？它是我生活的开始，如同当年大学对于你们一样。写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反感，但是过去两星期这些话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把它写出来也许更好一点。

我很幸运，能同父母像亲密朋友那样自由交谈，他们亲切地回应了这封信，和我保持开诚布公地交流。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很多朋友早已不再相信父母，而我和父母之间从未感到尴尬或者反叛，他们经常鼓励我放手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即使他们不赞赏我的项目，也会表达同情和支持。妈妈竭尽所能帮我做《学生》杂志，她给我省吃俭用攒出来的钱，帮我考虑我应该联系的人。有一次当我告诉她我想同大卫·弗罗斯特（英国最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接触时，她花了好几个星期问遍她所有的朋友，谁能认识大卫·弗罗斯特？

终于我们实现了首次突破：我们收到了第一份广告订单——一张250英镑的支票，而且杰拉尔德·斯伽非（著名漫画、动画家，《大力水手》的作者）同意为我们画卡通并接受采访。《学生》终于从我们脑海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变成一份真实的杂志。

另外一件从幻想变成现实的事是“性”。假期里我结识了许多女朋友，最终一次聚会中随着灯光熄灭，所有人都躺在沙发上半梦半醒时，我献出了第一次。

在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一位女孩，我们溜到楼上一个很偏的卧室里。当我们开始做爱时，她不断呻吟，尽力控制呼吸，很显然她有快感，所以我对我的技巧这么好感到非常高兴。我尽情享受，变得同样的兴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