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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愿给她那些年轻的来访者留下语言仅仅是为了存活而存活的印象。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描写讲它、读它、写它的人的实际的、想象的、可能的生活的能力。虽然它有时把人类的经验转移了，但却并不代替经验。它会转移到可能存在着某种意义的地方去。当一位美国总统想到他的国家已成为一片墓地时，他说：“世界不会对我们说什么多么关注，也不会长久记住。但它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干了什么。”①他这些简单的话的与世长存品质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些话没有忽略掉六十万人死于灾难性的种族战争这一现实的重大意义。拒绝用纪念碑式的语言，不屑作“结论”和精确的“总结”，承认“无力对现实作任何增减”，他的这些话表明对其所哀悼的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的尊重。是这种尊重感动了她，使她认识到语言永远无法彻底地与生活看齐。它也不该那样。语言永远无法把奴隶制、种族灭绝和战争杜绝。它也不该变得那样自负。它的力量、妙用就存在于它试图表达那些无法以言语表达的东西的探索之中。

无论它是堂皇还是纤巧，隐晦式还是爆发式的，或者是拒绝去推崇什么；无论是开怀大笑还是无言的啜泣；那筛选出来的词句或宁可保持的沉默，一切未受摧残的语言却涌向知识而不是它的毁灭。但是谁又不清楚文字会由于提出诘难而被查禁，由于提出批评而被攻讦，由于与众不同而被抹杀呢？又有多少人被自毁语言的想法所激怒呢？

文字工作是高尚的，她想，因为它具有生命力；它能创造出新意，以维护我们人类不同于其他生命的那种差异。

我们会死。那可能就是生的意义。但我们会做语言工作。那可能就是衡量我们生命价值的尺度。

“在从前某个时候……”来访者们对一个老妇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什么人，那些孩子？他们如何理解那次相逢？他们从那最后的话中听到了什么？那只鸟“在你们手里握着”。那是一句表示可能性的话还是一句关上门的话？也许孩子们听到的是：“那不是我的问题。我是个老人、妇人、黑人、盲人。我现在的智慧仅在于我知道我帮不了你们。语言的未来属于你们。”

他们站在那里。假设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假设那次访问只是个诡计，一个想让她和他们说话的花招，但却像从未有过那样被认真地对待了。而那仅是一次干预、打扰成年人世界的机会，仅是打扰、议论成年人的那种罪恶生活气氛的一次机会。它涉及一些紧急问题，包括他们提的那个问题：“我们握着的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也许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有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并不是什么花招；不是瞎胡闹。是值得一个有智慧的人注意的直截了当的问题。值得一个老人注意的问题。如果这曾经过生死考验的老人、智者也不能描述清楚，还有谁能呢？

她没有；她守着秘密，守着她的自负，她那格言式的语气，她的不置可否的语言技巧。她维持着与来访者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退进自己的既世故又独享的空间之中，与世隔绝。

在把问题转变了之后她立即沉默起来。那沉默很深沉，比她说的那些话的可能有的意义还深沉。这沉默在颤抖，孩子们感到不快，便当场想出一些话来填充这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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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3）

他们问她：“难道你没有什么话对我们说说，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失败经历吗？你刚才给我们的教育根本不是什么教育，因为我们对你所做的和你所说的同样注意着，看到了你在慷慨和智慧之间所设置的一道屏障。

“我们手里没有什么鸟，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只有你和我们的重要问题。我们手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是便使你不愿去思索，甚至去猜一猜呢？难道你不记得当你年轻时语言像是没有意义的魔术的那个时候吗？在那个你能说一些话却说不清它们的意思的时候？在幻想去看那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在问题成堆和寻求答案使你心急如焚的时候？

“我们是否一定要像你已斗过并斗败了的男女斗士一样来开始理解一切，使我们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你刚才所设想存在的什么东西呢？你的回答很巧妙，但这种取巧回答使得我们难为情，也应使你觉得难为情。你的回答的自我陶醉味道是不体面的。如果我们手里没有什么东西，你的话就像是为电视节目写的废话般的台词。

“你为什么不伸出手，用你柔软的手指触摸我们一下。慢些说那带刺的话，那教训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