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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不太荣耀的战时经历。由于我不能参加真正的军队，同千百万其他年轻人一起在前线出生入死，所以我一辈子都为这事感到内疚和不安。当我写到这里，一个非常令人不愉快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之中。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主要由于经济问题（下边我还要具体谈论），妈妈离开了她的公寓和我们住在一起。海兹尔和她相处得很不好。妈妈一贯完全独立，从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而海兹尔是个能干、敏感、独断的女人。她们时常关系紧张并发生口角，又都来寻求我的支持。在一次争吵中，我记得我严肃地对她们说，我准备离家去参军了。争吵马上就平息下来，我也就忘了我的威胁。今天我的理智告诉我，我没有去法国并战死在那里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我希望对我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件好事。但无论如何，有种想法挥之不去，那就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是远远谈不上光荣的。

1916年是威尔逊与休斯之间的总统竞选年，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旗鼓相当的竞选之一。在那些日子里，华尔街正是关于竞选的博彩中心。几乎所有在股票市场上买卖的人都坦率地称自己为“投机者”（而今所有人都称自己是“投资者”）。他们在金融交易、赌马及其他博彩行为之间并没有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那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即为顾客保管总统竞选博彩中的赌金。读者对此也许会感到惊奇。（若干年以后，当证券交易所竭尽全力想提高信誉时，就宣布这一受人欢迎的业务为非法的。）1916年他们选择我来管理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的总统竞选博彩部，这间接表明了我在公司里干的是杂活。这些赌博几乎都是一比一下注的。我有一个装满了现金和签名契约书的保险柜。选举结束后的那几天充满了兴奋与刺激，因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获胜了。事实上，只有到了第三天官方正式公布威尔逊连任总统时，我才获准将钱支付给那些吵吵嚷嚷的民主党赌徒。

现在谈谈我的金融生涯中两次最大挫折中的一次吧。我有个名叫阿尔杰农·塔辛的好朋友，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由于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又是我们称之为异常节俭的人，所以他积攒了一笔金额不小的财产，把大部分钱投资于一只价格昂贵、信誉良好的公用事业股票——美国电灯及动力公司（AmericanLight　＆　Traction）的股票。由于先前执行古根海姆勘探公司分解计划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对这类特殊操作——套利与保值——具有强烈的兴趣，更广泛地说，我对价值被低估的证券有浓厚兴趣，并且我一直自认为这是我在华尔街上的专利。在所有方法之中，我认为用下列方法赚钱既丰厚又安全：买进那些由分析表明价格被低估的股票，同时卖出那些由相似分析方法表明被高估的股票。

当我向塔辛讲了我的看法，并且列举了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的几个小例子之后，他非常感兴趣。我们订了个协议，他出资购买25股美国电灯与动力公司的股票（当时的价格为每股400美元左右）；我负责操作这个帐户，利润和损失由我俩平摊。

这个帐户在第一年里获得的成功是远近闻名的，我可以按比例提取几千美元的盈利。用这些钱我成了百老汇留声机商店的合伙人，该商店位于百老汇与第98街的交叉口。我的哥哥利昂长期以来一直想从约翰·沃纳梅克公司跳槽，因为在那里他只能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职员。他爱好音乐，特别是歌剧音乐，近年来则对留声机逐渐发生了兴趣。不知他通过哪个途径得知：有个欧文·蔡恩先生准备将他在百老汇的产业以看来合理的价格出售。利昂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特别是此时他已取得了艾厄里恩·沃卡里昂（Aeolian　Vocation）唱片的专卖权，而该公司的唱片对当时的市场来说确实是件新鲜事物。想起几年前我们在电影业上的失败，我对这个计划不如哥哥那么热情，但我还是很高兴地帮助他圆了他的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付给蔡恩先生3500美元用来购买商店的设备和商誉，并用批发价买下了所有商品。总投资大概为7000美元。关于法律上的程序，我们请来了我们家族的老朋友亚历山大·罗森塔尔。13年前在我父亲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讲的正是他。当文件都准备好了以后，亚历山大向那个头发灰白、两颊下陷的欧文·蔡恩说道：“蔡恩先生，现在我希望你能为这两个年轻人做些特殊的事，很明显他们的热情比经商经验要丰富。他们接受了你的出售条件，没有像年长些的人一样跟你讨价还价。你能不能减掉500美金，这样在争取成功的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