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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本十分简单的税法变得越来越复杂繁琐。由于税法的变化影响到我所研究分析的公司的收益，因此我对它作了非常透彻的研究。由于我比他人多那么一点点税收知识，因此我很快就成了这一领域的专家。我还通过替某些客户填写纳税申报表赚了点小钱。1920年底，许多客户都承受了证券票面价值的损失，同时却发现自己的常规收入面临着高额的所得税。同任何地方的人一样，他们也不愿意抛掉这些证券，因为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价格会反弹的。我从所得税法中引经据典地告诉他们：可以通过卖出这些证券来造成亏损的事实，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然后马上购回证券以恢复头寸。这样操作的最高成本是佣金加交易税。刚讲完此话，我们就收到了大量的“即卖即买”交易指令，获得了可观的佣金收益。让我感到洋洋自得的是，正是我们的公司，首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推出这种交易。但到了年末，所有公司都在做这种买卖了。（我记得国会于次年通过法令：卖出和重新买入证券必须间隔30天，于是这种轻松赚大钱的买卖随之告终。）

通过对税法的不懈研究，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即知道如何计算当时属于高度机密的商誉价值，亦即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水分”价值。1917年的税法规定：公司可按有形资本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缓交部分超额利润税，并且可以根据资产负债表上的无形资产项目享有少额的税收折扣。这些无形资产包括商誉、专利等。（公司总是将专利与有形资产列在同一科目——“产权帐户”下面。）诵过一系列方程，我能够从3个已知数据出发（应付或已付税收，税前收入和产权帐户余额），往回推算出在产权帐户中商誉价值占据多大比重。我将这一发现写成文章，在《华尔街杂志》上发表。编辑巴纳德·鲍尔斯告诉我：“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不能理解你的方程。你的理论就像镜中看花一样。但是我们对你有充分的信心，因此我们决定发表这篇文章。”尽管我的计算方法由于受公开发表的数据的误导而极有可能产生差错，但后来事实证明它是十分精确的。过了许多年，公司才开始披露这些“水分”价值。而后来的资本结构中则不再包括这些“水分”价值。但在那时，公司的盈利或盈利增长率远比公司的资产价值重要得多，因此这些披露对金融界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外值得指出的一件事是：通过计算，我发现美国钢铁公司5亿美元的普通股股票面值，甚至连3．6亿美元优先股中的很大一部分曾经都只是“水分”价值。在随后的另一篇文章中，通过类似计算我指出，1918年美国钢铁公司的价值肯定高估了，因此也被征了过多的税。事实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美国钢铁公司从政府那里取回了一大笔退税款。

虽然我没有刻意为公司争取股票和债券客户，但随着岁月的推移，许多客户不可避免地与公司建立起稳定的联系。他们中有些是我所经营的帐户中的客户——我的帐户严格限制在我的特殊领域：套利和保值。塔辛帐户就是其中一例。我记得在其他帐户中，我不承担任何损失，但分享25％的累计利润。其中有个帐户是我公立中学时的老朋友西德尼·罗戈开设的。我的标准操作是：在面值附近买进可转换债券，同时卖出相关普通股股票的看涨期权；或者通过更复杂的变异形式，即卖空普通股股票，同时卖出看跌期权。通过卖出这些看涨或看跌期权，我们获得了可观的期权费，因此，不管股票价格上涨、下跌还是不变，我们都能在整个交易中取得令人满意的利润。这里我不向读者解释这种复杂交易。但不管怎样，这种操作非常成功，真是一种天才的设想。

1919年，我们对皮尔斯石油（Pierce　Oil）债券进行了这种复杂的操作：卖空该债券的同时，卖出该公司普通股股票的看跌期权。市场下跌了；只有部分看跌期权被行使，而剩下的价值400美元的200股看跌股票期权却未能在到期日前及时行使。到期后一天期权行使指令却来了。内勤办公室的多尔蒂过来对我说，那家公司犯了个过失，没有及时行使期权，现在他们问我的客户是否愿意接受行使请求。我问多尔蒂在通常情况下如何处理这类事情。他说：“哦，只有傻瓜才愿意接受他不必接受的期权行使请求。”我不愿被人认为是傻瓜，所以我代表客户拒绝了行使请求。当我将这笔飞来横财向西德尼汇报时，他建议用这笔钱到亚特兰大城一起度周末（当然要带上妻子）。我们便照此行事。我们住了最好的饭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