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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成为第一个不直接隶属于标准输油管公司系统却被选为其董事会成员的人。尽管北方输油管公司相对其他大部分公司来说规模较小，但我仍为自己的成就相当自豪。

在石油城会议休会期间，布什内尔总经理发表了一番调和性的讲话，说什么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大家应该有可能就公司的财务结构达成一致意见。那时我们认为这些讨好的话并无实际意义。然而，几个星期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讨论此事。这个老伪君子用悦耳的语调说道：“你知道，格雷厄姆先生，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你向股东返还现金的主意；我们只是感到那时不合适。如今，我们已准备提出计划，我们想它将会完全得到你的同意。”

该计划把每股票面价值从100降到10元，返还50元现金，每只老股票换3只新股票，每只老股票还有20元的现金余额。布什内尔补充说，日后还可能从现金余额中再次分配。但是首先要为那些忠诚的雇员准备适当的养老金。实际上，每一股最终分发了70元。北方输油管公司新股票的总价值加上返还的现金，最终合计比老股票每股110元还多。

我们弄不懂是什么促使原先顽固的对手突然改变主意的。阿尔弗雷德·库克后来得知，洛氏基金会通过它们的代理权向管理层表明，他们赞成尽可能多地分配公司闲余资本。这个说法很可能是真的，因为最终其他所有的输油管公司都效法北方公司，对其股东作出相应的分配。

我第三次遇到洛克菲勒是在多年以后，是我独立主张采取的行动，至今我还为此而自豪。那是1945年，我已成为趾高气扬的纽约州商会（New　York　State　Chamber　Of　merce）的成员——部分是要为市民服务，但主要原因我想是为了利用他们午餐俱乐部的设施。国会里的民主党人当时支持相当革命的提案，即后来众所周知的“1946年充分就业法案”，该法案要求政府保证采取各种适当措施保持高水平的就业。企业界人士一般不信任也不喜欢民主党人，保守的天性使他们厌恶这项提案。纽约州商会下的一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直言不讳地谴责这项议案，这份报告获得全体与会人员一致通过（我那天不在那儿）。但是1945年秋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项议案。看到这些，我们商会里善良的成员非常沮丧，以致委员会认为提交第二份报告再次谴责即将成为法律的议案是合适的，这样可向公众表明商界领导人与这些别出心裁的新主意无关。

当我在一份月刊上读到上述第二份报告时，我感到纽约州商会应该有个成员站出来对同事说：政治与经济气候自1929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给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要求获准在下次会议上发言——那第二份报告将在这次会上采纳——时间不超过3分钟。当然我的要求被接受了。

按会议安排，大通银行（Chase　Bank）的行长、洛克菲勒的女婿温特若波·奥德里奇将作主要发言。在这个场合，洛克菲勒先生也参加了会议，我发现自己就坐在他旁边。当讨论就业法案的决议时，主席唤了我的名字，我是唯一的一名希望就这份报告发言的人。带着可以理解的紧张心情，我用3分钟时间作了措词严厉的发言，并以一个很不恰当的劝告结束。我劝告我的同事不要使自己“像波旁家族一样听不进，改不了”。全体与会者鸦雀无声地听我讲话，连洛克菲勒先生也静静地在听，当我返回座位时，与他擦身而过。投票开始后，支持委员会谴责报告的“赞同”声占绝对优势，我只听到旁边有个人跟在我后面说“不同意”。

我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次交锋不是代理权的较量，而是与全国运输公司（National　Transit　pany）有关的法律上的较量。全国运输公司是标准输油管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在经营输油管的同时还经营它自己的一个生产抽水泵的子公司。公司管理层向州权威机构申请采取被我们代表股东利益而拒绝的行动。他们想把我们大量现金资产的大部分投放于毫无吸引力的用途上。不管怎样，他们撤回了申请，后来——很可能是在洛氏基金会的推动下——把大量的现金分给了股东。我们那时已成为它的最大股东之一。

我提及全国运输公司一事有两个原因。许多年以后，我们与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