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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张居正的政治思想是“尊主威，定国是，振纪纲，剔瑕蠹”。――这也是明中叶的现实所致。张居正一向认为，宽缓之政似仁而有害，而严肃之政似苛而有利。儒家都说秦政是虎狼之政，他不以为然，“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世宗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此外，张居正对明初暴政的评论也不同于平常儒者，“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始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混沌之再辟也。”张居正翻转儒家千古定论，尊君牧民，崇尚严刑苛法，不仅创见独到，而且勇气非凡，但秦政专制过度，明政更是恶化到了极点。不过张居正认为他重振朝纲的办法不是“严刑峻法虐使其民”，与教化背道而驰，而是“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　。　想看书来

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7）

张居正的手段专制，最后还是归结到谨守“民为邦本”的儒家民本宗旨，而且重申“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他的“剔瑕蠹”之策也是抑制豪强、扫除烦令、安抚百姓的。他分析嘉靖以来的现实，“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所以他的补救办法就是严惩贪腐，防止兼并，“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拨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人所以能守其富而众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耳”。――看来，张居正是以儒学为体，厉行法家之治的。为政十年也得罪了不少豪门权贵，死后不久就被削去了爵位，抄没了家产之后，两个儿子也被流放。结局稍微好于商鞅和李斯。

与张居正一样，吕坤也信奉致用论。认为一切与“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无关的性命之论、天人微窈之说都和学者没有干系，学者就应该以身济世，否则就会偏离圣人之道，落入“为我”的异端。因此，致用是学者治学的天职，而伦常则是他处世的准则，即使朋友之间也得讲究，所以君父之尊更要将伦常摆在第一。不过，吕坤的尊君论还没有完全脱离贵民之说，他认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故夷齐非汤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诸人乱臣贼子接踵矣，而难为君。天下不可一日无民，故孔孟是汤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惧也。不然，则暴君乱主接踵矣，而难为民。”――尊君贵民。看来，他的尊君论是“民以君尊而定，君以定民而尊”，定民是目的，尊君是手段。这一说法传承了孟荀两者的衣钵，既合乎张居正的“尊主威”又合乎方孝孺的“明君职”，显然要比张居正圆滑得多。

吕坤还以“势利论”解释君民关系，“帝王者势利之主也。天下之存亡，国之治乱，民之生死在势利”，而势利之间有五种，一是“天下皆趋于利，而无势以禁之则乱”――以势制利；“帝王之御世也，利在下，势在上。利欲公之天下，势欲搅之一人”，不过，如果“利在上，势在下，亡道也”――势利分享；“天子以势统驭百官，百官以天子之势布政令以行其德意，万方黎献懔懔奉法若训而一毫不敢肆焉者，有操其势者也。势在臣则劫，势在百姓则亡”――搅势必专；“天下之利，天下之所以相生相养者也。天不立君，君不建百官，则天下之利归豪强，归贪暴；而豪强贪暴者专利，则生势以役群众而分天子之权。贫无赖者失利，则相聚以求所欲而启天下之衅。是利不可不均也”――分利必均；“得天下者因天下之利而匹夫为天子，守天下者专天下之利而天子为匹夫。是利者势之籍也，利去则势亡”，“故天子者衣租食税而已，足以供军国之需而已，不专天下之有。建官分职，以人自有之利而使各有其所有，而又使利于有天子以保其所有，虽万世君可也。故曰利当公，利当在下”――君不专利。因为“匹夫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势者也。自倾其势，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