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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性病（七）

改革家及性病对民族的威胁 到了20世纪20年代，性病问题成为中国关于娼妓业文字的最主要话题。正如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所要指出的，20世纪的多次管制和改造娼妓业的运动都直接与对性病的恐惧有关。弗兰克·狄科特在讨论民国时期关于性病的文字时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谈及性病时，都是用讨论军事冲突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一种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双重关怀。他写道，“在讨论疾病的医学文字中，充满了诸如‘进攻’、‘对有机体的入侵’，以及‘身体抵抗力’这样的军事术语。” ……通俗作家们详细地描画了性病对于个人、家庭以及“民族”造成的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后果。……关于社会腐败堕落的文字再现，与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里正在崛起的所谓“民族”的思想同步增长。……关于梅毒的文化表述，表达了中国受到了外来资本主义和致命病毒这双重势力的入侵。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病菌“侵犯”了它的尿道。 性病与中国的复兴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切采用的又是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在这里，妓女虽然是受害者，但她成了中国国防的缺口。通过与妓女的接触，男人们把性病带回家，传染给他们的妻子、孩子，使“国家健康受损，进而危及民族”。到20世纪30年代，妇女杂志上的文章劝其读者在结婚前不要忘了向配偶索要无感染的体检证明，以保证日后孩子的健康。1936年，林崇武这样写道： 且娼妓之害，匪特为播病之场，240其于民族之强弱，关系尤重。盖民族之强，赖乎优秀份子之多。据遗传定义，莠不能为苗。 在适者生存的竞争中，卖淫和性病抵消了成功机会，它们成了中国在更强大、更健康的国家面前沦为被奴役的地位的标志。 改革者们相信性病是对中华民族的威胁，妓女是这一外国威胁的温床和传染源，这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提出了禁娼的要求。他们经常提倡教育和治疗，视其为重要的健康措施，而对用发放执照和推行体检的办法来控制性病则表示深深的怀疑。对妓女实行体检被说成是保护公众健康、免受得病妓女传染的一项措施，但这么做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因而改革者们更为实用的一个论点就是断然否定医检的作用。1933年，一妇女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把医检说成是保护上等人的措施。该文作者说，梅毒是由妓女和嫖客两方面传染的，而体检只查妓女。一名持照妓女如染病则被禁止从业，但她还要吃饭，还要生活，她会跑到一个不要执照的地区，在那里，她会把她的病传染给黄包车夫、当兵的、工人及其他付不起进有照妓院的下层阶级的人。1941年，一篇关于娼妓业的报道也抨击这种体检所造成的虚假安全感。作者说，法租界当局给患病妓女打上几针，而这根本不足以治好她们。若想痊愈就必须歇业数周或数月，而这是老鸨们不允许的。该作者补充说，即便法租界当局愿意或能够承担起这一笔治疗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