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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妓女与老鸨一刀两断，因为老鸨为了赚钱而诱使她与另一方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看来，律师提出指控使老鸨受罚，目的是要她不再向妓女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第二个案例也涉及一名被典押妓女的开苞权。一老鸨说服一雏妓与一嫖客上床，答应给她多少多少首饰和现金。然而老鸨瞒着该妓女向嫖客要了相当大一笔钱，她自己占有了绝大部分，妓女欠债时，就连她要付给裁缝的车衣钱也不肯给她。妓女一怒之下逃出妓院，请了一个名律师为她打官司讨回自由。这律师名气极大，引得数家大报都报道了他应聘一事。该诉讼也是控告老鸨逼迫妓女违背自己意志接受嫖客的开苞，如果老鸨不放该妓女，他们就要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措施。与此同时，他们又表示愿意与老鸨谈判私了。该妓女还非常新潮，她宣布一旦得到自由就将到一所女子学校去念书。 在第三个案例中，一名受雇于老鸨、生意非常红火的高级妓女，聘用一名律师告她的养母，要求脱离滥用权力的养母，因为正是后者同老鸨谈聘用条件的。妓女答应给她养母一笔钱作为补偿，这钱是一个喜欢她的客人给的。结果，律师达成以下的调解：　她母亲同意以后不再干涉她的日常生活，但在她从良结婚时，必须告诉她并给她足够的钱，以保证她安度晚年。她母亲同意了这些条件。但是，那妓女却没有立即结婚，她母亲显然是等不及了，竟跑到那妓女家中偷了她的首饰。在这一案例中，法庭的判决并没有指控母亲违法，而是承认她因为养育了那个妓女而有权在那妓女从良结婚的时候获得经济补偿。 在这些案例中，219所有的争讼并不是因为老鸨雇佣妓女为嫖客提供性服务，而是老鸨究竟在什么时候才能要求妓女提供性服务，以及从中能得到多少好处。律师在这种情况下所起的作用与在其他涉及合同的谈判中没什么两样，聘请他们的妓女在法律面前并不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抬不起头来，相反，她们运用法律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当律师们指控老鸨违背了某某法规，他们并非认为当老鸨完全违法，而是要迫使她们或引诱她们作出某种让步。总之，妓女和老鸨的行为举止都好像这法律就该听任她们去用，而不是限制她们的行动的。 聘请律师控告老鸨违法并不限于妓女所为。在1929年被广为报道的一案中，事主赵秀英出身破落官宦家庭，其母为贫困所迫，将她典入绍兴的一家高级妓院。根据该新闻报道，她后来又被土匪绑架，再一次被典卖到了上海的一家野鸡妓院中。赵不仅屡遭毒打，而且在典押期满后仍被她的老鸨非法扣留，又签了一个“卖身契”，使她永远归老鸨所有。（故事暗示尽管赵出身书香门第，但她本人却因为不识字而受骗。）她与一个相好的客人逃跑，但一直怕老鸨用那个合法的合同来找她，于是就请了一个律师，状告老鸨无照经营妓院，买卖人口，逼迫良家女子为娼——而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刑法的。据新闻报道，该老鸨亦聘请一律师，对簿公堂，但最终结果如何，报道未再提及。 妓院的嫖客对老鸨拥有妓女的权利也是认可的。但当某个嫖客想买某个妓女做妻妾而老鸨不允时，那就要对簿公堂了，而这样的冲突在各个等级的妓女中都会发生。例如，在1875年，一个卖劈柴的小贩花了50元定金从一个老鸨那里买下一个妓女，这女人是他在一家花烟间遇到的。按法庭证词记录说，那老鸨拿了钱却不让他与那妓女立刻结婚。法官听了他的申诉后，让一个警察去告诉那老鸨，她要么让他们立刻成婚，要么退钱，否则就得吃官司。（那男人的要求不作数，因为老鸨和那妓女都说劈柴小贩从来没给她们任何钱。）在这个案例中，法官的警告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老鸨是拿了钱，那么她必须让那个女人走——但如果她没有接受那笔钱，220那她就对妓女继续拥有控制权。其他的一些庭审案例包括有的老鸨想从妓女身上多要一点“卖身钱”，而客人则想尽量少付；或有的客人想把某妓女买走，而老鸨则非要那妓女保证，决不另立门户、与她竞争。会审公廨当即同意开庭审理这些案例；其作用显然只是从量上对老鸨的要求加以限制，但并不对她们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妓女只要能证明自己是被迫进入娼门的，即能得到法律的援手而逃出娼妓圈。民国时期的许多庭审案例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争论，一般都是由妓女或她的亲戚提出，说她并不是自愿投身妓院，或他们并不是自愿将她卖到那里的。而老鸨们则一般都对上述说法提出反驳，说这些女人都是当作寄养女卖给她们，或典当给她们当妓女的。因为典当和买卖是契约交易，所以老鸨们往往都能在法庭上拿出签字画押过的契约，证明那原本是各方都同意的安排。以不规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