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第1/4 页)

。那不是译文学，而是译文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关于《海边的卡夫卡》（3）

最后，请董小姐向广州读者转告我真诚的问候。我是半个广州人。从1982年开始我在暨南大学工作了十八年，在广州度过了人生中仍富于激情、雄心、梦幻和苦恼的岁月。村上的大部分作品也是我吃着广州大米喝着“王老吉”翻译的，敏感的读者想必会从字里行间嗅出“广味儿”。多谢！

（　２００３年５月　采访者董彦）

。。

关于村上作品的翻译（1）

记　者：作为一名译介家，给人感觉往往像是电视电影的配音演员一样，重要的，但又是幕后的，就像在中国，知道卡夫卡的人未必知道叶廷芳。但是您好像几乎是跟村上春树一起出名的，我们知道了村上春树，当然也知道了您，您怎么看现在的中国的译介事业？

林少华：的确如您所说，对于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而言，译者应是幕后人物。而我却从幕后一下子蹿到了前台——就是说读者给了我更多的关注甚至偏爱，这只能解释为一种幸运。就说这次吧，从日本回国后收到满满一纸箱读者来信，以一天一封计，也有三四百封。不少来信索性把我当做知心朋友——尽管我其实是个半大老头儿兼穷酸教书匠——倾诉她（　他　）们心中的困惑和苦恼，使我能够直接触摸一颗颗孤独而坦诚的心灵。这确实让我感动，觉得自己前半生总算做了一件多少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这是文学的力量所使然，而文学的力量甚至大于政治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

关于中国现在的译介事业，不妨概括为两句话：欣欣向荣，问题多多。好比暮春时节漫步于厦门鼓浪屿，弹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钢琴声此起彼伏，但真正弹好的并不多——大部分人弹对了琴谱，只有极少数人弹出了灵魂的震颤。译坛所以出现类似情形，主要是因为不少译者母语功力和悟性不够。翻译这东西——我是指文学翻译——大体说来，三分外语，六分汉语，一分天赋。在这个意义上，最理想的是一个人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村上便是这样。我国解放前也比比皆是，如苏曼殊周瘦鹃刘半农周作人郭沫若等等。解放后由于书香门第和家学传统的人为中断等多种原因，再没产生这样的“两栖”人物。这对于译界以至整个文化界是个令人痛心的损失。大学课程充其量只能培养翻译匠，翻译家是培养不出来的，一如大学培养不出作家。

记　者：中国人翻译日本文学大约都有一种文化认同感，您觉得村上的小说里的都市性质，包括音乐、酒吧文化等时尚元素跟中国的城市文化很相似吗？而实际上村上已经是五十出头的人了，中国的“村上迷”却大多是二三十岁的所谓白领阶层，年龄的差异是否也体现一种现代化进程的差异？你怎么看这种差异？

林少华：比之乡土文化的千差万别，城市文化更容易同国际接轨，至少音乐CD、啤酒、威士忌一类小道具同日本的已相去不远。当然，村上小说中打动我们的更是形而上的时尚元素——时尚都市男女心中特有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既非焦大的孤独又不是林黛玉的孤独，只能是公寓套间和空调办公室以至酒吧里的孤独，即所谓村上式的孤独。不过村上倒是孤而不独，他正是用孤独与我们沟通。换言之，非孤独便无以沟通。恐怕这才是村上小说中根本的都市性质和时尚元素。这东西是可以跨越年龄的。其实在村上读者的年龄层上日本和中国差不多。日本时尚杂志《　日经entertainment　》今年3月号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村上春树仍是20～29岁男女青年最喜欢的作家。村上本人也说过尽管自己的年龄增长了，但读者的年龄没有增长。而这点中国也大体一样，就是说年龄上没有明显差异。有差异的莫如表现在“森林热”上——在日本，《　挪威的森林　》热早已降温，而中国仍“高烧未退”。这一差异应该说同现代化进程的差异有很大关系。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程度同日本七八十年代有许多相似之处。

记　者：我读您翻译的村上作品，虽然写的是现代都市，但是我也能读到一种中国古典文学的韵味，比如唐诗的意境，有些地方您干脆就用近似古诗的语言进行演绎，这跟您的个人趣味有关系吗？这种带有个人化的翻译方###不会影响原文？

林少华：是同我的个人趣味有关系。我自小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年轻时喜欢天风海涛无可抑勒的唐诗，进入中年则偏爱低回流连含蓄隽永的宋词。我认为汉语的感染力至宋词已达极致。适当汲取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