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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吃边看，以至若干年后，郑安娜印象最深的便是那只马宝山牌饼干桶。

圣玛丽亚是一所教会学校，很注意英语教育。起初妈妈的英文成绩并不理想，而她又不像身边那些家境富裕的同学请得起家庭教师，别人玩的时间，她都用在读书上。到了第二个学期，她的英文就让同学们刮目相看，早年打下的扎实的英语基础，也使妈妈一生受益匪浅。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问妈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是男的吧？妈妈回答：女的也一样。妈妈读书时，圣玛丽亚学校的校长说过一句话：“我们不但要培养大使夫人，更要培养女大使。”大姨后来也跟我说：我和你妈妈都不是以“夫人”身份而是以外交人员身份参加工作、获得认可的——大姨龚普生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而妈妈用一生的努力证明：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女性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承认与尊重。

太行山上

1933年，19岁的妈妈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与一年前考入经济系的大姨成为校友。在燕京读书的第一年，因为参加的社会活动比较多，成绩有点下降。妈妈很好强，她立志拿到奖学金，到了第二学期，她果然又拿到了班级第一。

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在一本书中曾写道：“国民党政府把大批最有才能最能干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妈妈与大姨无疑就属于斯诺所说的这一批学生。妈妈在燕京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与俞启威（黄敬）、姚克广（姚依林）、王汝梅（黄华）等几位一起，成为北京最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母亲是大队长之一。对这次学生运动，国民党封锁消息，除了斯诺发了一条独家消息外，北平各大报纸都没有任何报道。在斯诺建议下，燕大学生自治会在未名湖畔自己组织了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主持这场招待会的正是妈妈和大姨。妈妈的机智和口才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年轻大学生们的第一次，也是妈妈的第一次，也是她数十年新闻发言人生涯的开端。

1937年夏，妈妈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在母校圣玛丽亚中学教书。抗战爆发后，很多青年学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妈妈便是其中一位。妈妈虽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几分。虽然姥爷的身体不是很好，但他默默同意了妈妈的选择。

可以说，对妈妈这样带着一腔浪漫激情的青年学生来说，真正的考验是到达延安以后才开始的。与妈妈同去的学生中有的就动摇了，辗转回到了城市里，而妈妈和另外两名学生坚定地留了下来。当时到延安的有很多女学生，她们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逃婚，有的是因为遭受打击，也有的是因为家境贫寒。而妈妈不一样，她的家庭和谐，妈妈本身也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离开家，离开父母，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对她来说是为革命付出的代价，这需要一种伟大的理想和使命感做动力，这也是妈妈和许多革命者的不同之处。妈妈很崇拜彭湃，他出身于广东一个富裕人家，却放弃了物质生活投身革命。为此，妈妈在奔赴延安时，特地把自己的名字由“龚维航”改成了“龚澎”。

我的母亲龚澎（3）

1938年10月，妈妈在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太行山沁县《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从延安出发到太行山的路上，恰巧与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行，一路上两人边走边谈，这一路，竟戏剧性地改变了妈妈的行程。爱惜人才的彭老总决定把妈妈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这段时间，妈妈担任过彭德怀和朱德的秘书。

1938年，在燕大经济系教书的英国教授林迈克，与其他3人历时3个多月，徒步来到八路军驻地，得到朱老总接见，妈妈为他们担任翻译，这为她后来走上新闻与外交道路奠定了基础。

妈妈后来跟我回忆：初到延安时，她还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会莫名其妙地感伤，遇到挫折会觉得周围人不理解自己。但到了太行山区，特别是穿上八路军军装后，她感觉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她在山西参加妇救会工作，与当地妇女同吃同住，她可以很长时间不洗澡，头上长满了虱子。在我看来，妈妈从单纯的学生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者，就在这个时期。

到延安后，妈妈曾经用英文写了一份自传，回顾自己为什么离开繁华的上海，一直持续写到后来赴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那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