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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社戏》几篇，鲁迅的大部分小说是不以追求意境为目的的。中国古代的“意境”之说，只存在于沈从文、废名以及郁达夫的一些作品，而未被鲁迅广泛接纳。不是鲁迅没有领会“意境”之神髓，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一美学思想与他胸中的念头、他的切身感受冲突太甚，若顺了意境，他就无法揭露这个他认为应该被揭露的社会之阴暗、人性之卑下、存在之丑恶。若沉湎于意境，他会感到有点虚弱，心中难得痛快。他似乎更倾向于文学的认识价值——为了这份认识价值，他宁愿冷淡甚至放弃美学价值。当然放弃美学价值，不等于放弃艺术。我们这里所说的“美学价值”是从狭义上说的，大约等同于“美感”，而与“艺术”并不同义。

从文学史来看，两者兼而有之，相当困难，因为它们似乎是对立的。沈从文、蒲宁在创造了意境时，确实丢失了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锐利、深切、苍郁与沉重，而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获得这一切时，又确实使我们再也无法享受意境所给予我们的陶醉。后来的现代派为什么将笔墨全都倾注于不雅之物以至于使人“恶心”，也正在于它是以追求认识价值为惟一目的。美似乎与深度相悖、相克，是无法统一的，尽管事实并不尽然，但，人们感觉上认可了这一点。当下的中国作家虽然并未从理性上看出这一点，但他们已本能地觉察出这其中的奥妙，因此，在“深刻”二字为主要取向的当下，他们不得不将所有可能产生诗情画意的境界一律加以清除，而将目光停留在丑陋的物象之上。鲁迅与他们的区别是，鲁迅是有度的，而他们是无度的。鲁迅的笔下是丑，而他们的笔下是脏。丑不等于脏，这一点不用多说。

鲁迅也许还是从现实中看出了一些诗情画意，这从他的一些散文以及小说中的一些描写上可以看出，但，像他这样一个思想家、这样一个要与他所在的社会决裂、与他所在的文化环境对峙的“战士”，他会不得不舍弃这些，而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存在着的丑陋，为了加深人们的印象，他甚至要对丑陋程度不够的物象加以丑化。这大概就是鲁迅的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秃头和癞头疮的潜在原因。

＇乌鸦肉的炸酱面＇

羿，传说中古代的善射英雄；嫦娥，美女，盗用丈夫不死之药而奔月，成为广袖舒飘、裙带如云的月精。但鲁迅却不顾人们心中的习惯印象，一下将他俩放入了世俗化生活图景中：天色已晚，“暮霭笼罩了大宅”，打猎的羿才疲惫而归，今日运气依然不佳，还是只打了只乌鸦，嫦娥全无美人的举止与心态，嘴中咕哝不已：“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炸酱，北方的一种平民化的调料；炸酱面，北方的一种平民化的食品。这类食品一旦放到餐桌上，立即注定我们再也无法与贵族生活相遇，也再难高雅。而且糟糕的是，还是乌鸦肉的炸酱面——不是草莓冰激淋，不是奶油蛋糕，不是普鲁斯特笔下精美的“小马特莱娜”点心，而是乌鸦肉的炸酱面！当看到“乌鸦肉的炸酱面”这样的字眼以及这几个字的声音仿佛响起，再以及我们仿佛看到了这样的食品并闻到了乌鸦肉的炸酱面的气味（尽管我们谁也没有吃过乌鸦肉的炸酱面）时，羿和嫦娥就永远也不可能再是英雄与美人了。

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英雄、美人竟与食品有关。夏多布里昂笔下的美人阿达拉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其他全部的美人（自然包括林黛玉），是不可能让她们吃炸酱面的，尤其不能吃乌鸦炸酱面或乌鸦炸酱面之类的食品。这些人必须饮用琼浆玉液，若无处觅得琼浆玉液，文学作品就得巧妙回避，不谈吃喝。红楼四大家族中的美人们，倒是经常要吃的，但吃的都非寻常百姓家的食品，红楼食谱，早已是学者与烹调专家们研究的对象。我们无法设想林黛玉去吃乌鸦肉的炸酱面，尽管这一点是毫无道理的——实际生活中的林黛玉兴许就喜欢吃呢，但你就是不能从生活出发。其实，人们不仅如此看待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即便是生活中的人，你一旦将谁视为英雄与美人时，也会在潜意识里忽略他们的吃喝拉撒之类的生活行为。记得小时读书，父亲的学校来了一位漂亮的女教师，围一条白围巾，并且会吹笛子，皮肤是城里人的皮肤，头发很黑，眼睛细长，嘴角总有一丝微笑，爱羞涩，是我儿时心目中的美人，也是我们全体孩子——男孩子、女孩子心目中的美人。但有一天，当我们早晨正在课堂里早读时，一个女孩跑进教室，神秘而失望地小声告诉大家：姜老师也上厕所，我看见了！从此，我们就不觉她美了——至少大打折扣。人会在心目中纯化一个形象，就像他会在心目中丑化一个人物形象一样。前者是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