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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报纸或电视、听到广播，以为是了解到了事件的真相，殊不知我们看到的只是新闻记者手中的笔及笔下的文字、话筒、摄影机的取景框，至于真实与现场，就不知道还能有几分了。

托马斯？杰斐逊在保障新闻自由的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他当上总统，成为报纸攻击对象的时候，他对报纸则抱了另外一种态度。他曾经宣称报纸应由四部分组成，标题分别为“真话”、“可能”、“大概”和“谎言”。至于后两部分，杰斐逊说：“它们显然是为那些宁愿花钱看谎言的读者预备的。”

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众传媒高度发达，利用新闻，什么样的谎言都可以制造出来。可怕的是，即使没有撒谎的意愿，有时也可能导出谎言。

但是，我们怎么也无法不要新闻，即使新闻有时有一副谎言的面孔，我们依然还得亲近它，关心它。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实在太离不开新闻了。

五、谎言的道德身影�

谎言常常会戴上一副道德的面孔与我们对话。因为它有了这张道德的面孔，往往更能使人上当。

王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个篡政夺权的外戚。千百年来，史家同声责骂他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最大叛逆，是乱臣贼子的典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汉末年，王莽却被人视为集忠、孝、节、义、慈、友、信、廉等各种美德于一身的圣贤君子。这自然是和王莽非同寻常的虚伪奸诈、娴熟高超的两面派手腕和他几十年如一日克己伪饰、猎取令誉分不开的。这里只须摘取他在“孝”与“忠”两个方面的部分言行，就得以看出他道德方面的虚伪奸诈。

汉代统治者自称“以孝治天下”，王莽伪饰邀名，首先在“孝”字上下功夫。他13岁时，伯父王凤官至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家族开始垄断朝政。但王莽最初因父亲王曼的早死而颇受冷遇，年过20仍然无官无爵。王莽不甘寂寞，便卑身事上，对官高位重的伯父、叔父们刻意逢迎。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时，王凤生病，王莽亲自守候在病榻前，煎药尝汤，殷勤备至，“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简直比王凤的亲生儿女还要孝顺。

由此，他不仅在社会上孝名鹊起，而且也深深感动了伯父。王凤临死之前，特地嘱咐要给王莽以官职。果然，在王凤死后不久，王莽便做了黄门郎，很快又升为射声校尉。

其实，王莽“曲有礼意”去侍奉“诸父”，完全出于功利的目的，并无多少亲情。他在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重掌大权后，因担心叔父王立、王仁对他构成威胁，便捏造罪名，逼迫他们离开京师，回到各自的封地，丝毫不以他们的年迈体衰和苦苦哀求为念。

王莽在他母亲身上，也捞了不少孝名。他恭谨事母，并经常借此大肆宣扬自己的孝行，唯恐别人不知。其中自然不能说毫无真心，但更多的是虚情假意。一次，他在家中大宴群朋，觥筹交错之间，不断有侍者来告诉王莽，他的母亲哪儿感到不舒服，需要服什么药。于是，身为主人的王莽就一次又一次地向宾客郑重道歉，离席到后堂探视，服侍母亲用药，其刻意表演的痕迹一眼可见。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的母亲病故，有大孝美名的王莽此时竟然“意不在哀”，因为他此时已经是大汉王朝的“摄皇帝”了，而他母亲却只有一个“功显君”的封号。王莽唯恐自己一日无权，事有意外，便不肯按照传统的葬俗为其母服丧三年。他指使手下人为自己设计了一套新的葬仪：王莽因为是“奉汉大宗”，所以不能再“顾其私亲”，只能以“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绖”的礼节为其母服丧。这在当时实际上等于要求王莽不认亲娘，与生母断绝母子关系，但王莽却欣然接受，“凡一吊再会”，在母亲的灵柩前露了一下脸，就算完事。他的孙子王宗成为正式的丧主，为其曾祖母服丧三年，代替王莽行孝。

这说明，在权力、地位、名誉与孝行的关系上，王莽是要权不要孝的。孝对他来说，只能是谋权得势的工具，而不能反过来成为障碍。

封建道德的最高准则，是“臣事君以忠”，王莽虽然早有篡汉的野心，但为了确保代汉的成功，更为了自己能以“受天明命”的圣人形象载入史册，他采用滴水穿石的渗透方式，从长实施计划，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易撕下忠于汉室的伪装。

元寿二年六月，汉哀帝病死，王莽为了独揽朝权，舍长立少，让年仅九岁的中山王为帝，是为汉平帝。

王莽此举的本意在“危汉”，但他为了掩饰自己，暗示手下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