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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杨人不甘沉默，结果成了叭儿。 鲁迅因为接待过萧伯纳，还遭到文学社同仁的一场袭击。 《文学》杂志是郑振铎从北京到上海后创办的，鲁迅出席过组成编委会的一次晚宴，按理说，关系是算比较友好的罢？杂志第二号即登出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无端虚构事实，对鲁迅加以奚落。 文章说：“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倘事实如此，鲁迅不就成了一个势利小人了么？ 他气愤之极，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要求公开发表。 信很短，但简要。他严厉指出：“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其实，休士他是见过的，只是认为在此并无辩说的必要，只要求对方就捏造的事实加以澄清。作为同仁或朋友，分明在背后捣鬼，见面时倒又装得十分客气——他是不愿意看到的。后来提到退出文学社的事，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返回目录＇  
救亡与启蒙（5）（图）
《文学》第三期同期刊登了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伍实在函中作了解释，承认没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够消除误会。编委会的复函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对发表伍实文章作了说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取得鲁迅的谅解。 1933年临近结束的时候，上海文坛还有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围绕《庄子》与《文选》问题，在鲁迅与施蛰存之间展开。 9月29日，《大晚报》副刊《火炬》登出施蛰存填注的书目，一共两项，在“欲推荐给青年之书”一格写着：《庄子》，《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根基）；《论语》，《孟子》，《颜氏家训》（为青年道德修养之根基）。 《大晚报》固然是对他攻击最烈的一份报纸，但类似的书目，同他十年前回答《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的意见正好相反。中国的事情总是翻来覆去。鲁迅不禁因此联想到发生在青年中间的许多复旧现象：学写篆字，填词，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诗写成方块，等等。这些新青年，进的是学校，丝毫没有沾染过八股毒，怎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再想起光绪末年的所谓“###”，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学外文，看洋书的那种进取之态，不免感慨系之。 鲁迅用“丰之余”的笔名，写了《重三感旧》一文，并加了一条副题：“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前后比照，突出地显示历史倒退的现象。内容也如此，旨在证实“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文章批评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非为施蛰存而发；施蛰存当然认为是针对他的，于是起而辩难，并且一直纠缠不休。鲁迅也韧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称之为“洋场恶少”。继《“感旧”以后》上下篇，以及《扑空》、《〈扑空〉正误》、《若“兼示”》之后，他又以不同的笔名，写下《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至此，论争才算告一段落。 双方论争的一个重大触点是：如何看待五四传统问题。 鲁迅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两个方面进行统一考察。他向来看重思想革命，而把语言当作思想的载体。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从批评刘半农到施蛰存，回到继续“为白话战斗”的话题，至于思想道德方面，流传了千百年的孔孟之道，以及《家训》中的“颜氏渡世法”，难道是适合当今这个急剧变化的可生可死的大时代的吗？所以，鲁迅必须站出来，充当保卫“五四”的狙击手。 在论争中，鲁迅并不专用力于施蛰存身上，他使用惯用的“春秋笔法”，旁及第三种人，胡适“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还有谣言文学，以及二丑艺术等等。因为讽刺的犀利，以致最后连文章也发不出去。 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次论争消耗太大了，本来是无须动太多笔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和施蛰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