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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设想一下,如果比利时被今天的德国占领了,事情会比1914年坏得多,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已经是够糟的了。因此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相反地,我会高高兴兴地参加这种服役,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我就是为拯救欧洲的文明效了劳。
“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以前所坚持的原则。我的最大希望莫过于在不远的将来,拒绝服兵役重新成一个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有效方法。
“请您的朋友们注意这封信,尤其是目前在监狱里的那两位。”
这封公开信,在欧美两洲引起了许多和平主义者的抗议。这些人还在沉睡之中,做着美丽的和平梦。他们谴责爱因斯坦背叛和平主义的原则。“良心拒服兵役者同盟保卫委员会”法国秘书由此写给爱因斯坦一封侮辱性的信。1933年8月28日,爱因斯坦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几年以前,在给阿达马教授的信中,我以下面这样一些话来替拒绝服兵役作辩护:”我承认对于非洲某些黑人部落说来,拒绝战争会引起最严重的危险;但对于欧洲的文明国家,那就完全不同了。……
“自从我作了这个声明之后,我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但欧洲的情况改变了——它已经发展得很像非洲的情况了。只要德国坚持重新武装,并且系统地教训德国公民准备一场复仇战争,西欧各国不幸地就只好依赖军事的防御。的确,我甚至可以断言,如果它是审慎的,它们就不应当不武装起来而坐等别人攻击。……它们必须作好充分准备。
“由于我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心底里厌恶暴力和军国主义,我说上面这些话是很不乐意的,但我不能对现实熟视无睹。
“如果您能提出另外的办法可以使现在还是自由的各个国家能够保卫住他们自己,我当然愿意洗耳恭听。至于我,除非目前的危险局面被克服了,我想不出在军事准备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
爱因斯坦的思想转变了,和平的幻梦已经破灭。他挺身而出,告诉人民,只要法西斯主义统治着德国,就不会有和平。在这生死关头,只有准备战斗,才有可能求生。希特勒已经在德国宣布,他的纳粹帝国将生存一千年。这个罪恶的“千年帝国”,只有用剑才能把它砍掉,用火把它摧毁。1934年11月,美国芝加哥《政治》一个名叫阿林生的人,写了一篇批评爱因斯坦改变和平主义者立场的文章,题为《爱因斯坦,请你为欧洲和平发言》,爱因斯坦写了题为《和平主义的重新审查》一文,从现实角度呼吁人们丢掉幻想,准备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作殊死的战斗。
文章发表在1935年《政治》月刊1月号上:“阿林生先生以一种有礼貌的方式,把我置于被告席上。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公开表述某些我觉得应当让大家知道的见解。
“阿林生先生的指责,扼要而坦率地说来,是像这样的:”一两年以前你公开劝人家拒服兵役。而现在——尽管国际情况变得出乎意料的坏而且也更加尖锐——你却默不作声,更糟糕的是,你甚至撤消了你以前的声明。这是不是因为你的理解力,或者你的勇气,或者可能两者一起,在最近几年事变的压力下受到了挫折?如果不是,那么请毫不迟疑地向我们表明,你仍然是我们正直的兄弟。‘“下面是我的回答。我深信这样的原则:只有组织超国家的仲裁法庭才能真正解决和平问题。这种组织与目前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不同,这个组织在它的权限范围之内拥有强制执行裁决的手段,它是一个具有常备军事设施和警察部队的国际法庭。这种信念,在戴维斯勋爵写的《力量》一书里有卓越的陈述,凡是严肃认真地关心这个人类基本问题的人,我都向他大力推荐这本书。
“从这一基本信念出发,凡是我认为能使人类更加接近超国家组织这一目标的任何方法,我都赞成。一直到几年前,具有勇敢和自我牺牲的人拒绝从军,就曾经是这样的一种办法,但是已不能再把它当作行动的方针来推荐了,至少对欧洲各国是如此。只要一些大国存在着具有类似性质的民主政府,只要这些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把它的将来计划建立在军事侵略政策之上,那么相当大量的公民拒服兵役,就很可能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乐意赞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进行国际仲裁。而且,拒绝服兵役容易使舆论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