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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侨素与东林人士关系不错，当然愿意遵命。在他的操控下，汪文言的供词果然没有牵涉一个人。明朝的司法这个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捏橡皮泥的专业，怎么捏，怎么是。

当魏忠贤拿到供状一看，愣住了：居然连汪本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天启本来就对这案子就不大感兴趣，至于汪文言供词说了些什么，他就更无所谓了。这可把魏忠贤气得要吐血，精心策划的一场攻势，到关键一环，被人给轻松地化解了！

魏忠贤一时无计可施，只能鼓动天启帝下诏，把汪文言狠揍一百棍，出一口恶气。

没过几天，他又鼓动天启帝免了刘侨的职，让自己的走狗许显纯来接替。今后可再不能有这样的疏漏了。

杨涟豁出性命孤注一掷（1）

这次的汪案，旋起旋落，前后还不到十天时间，天启帝可能根本就没记住这个小芝麻官的名字。魏忠贤没能得手，好像也就算了，仅仅调整了锦衣卫的人事。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东林党人却感到了不祥的气息。“事虽获解，然正人势日危。”（《明史·杨涟传》）

——他们担心得有道理。后来的事证明，这是老天爷最后一次照顾汪文言了。再起大狱时，岂止是他，更大的人物也难逃厄运。

魏忠贤现已成刘瑾第二，对东林党的彻底围剿旦夕即至。名列东林的官员们，现下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倒戈，但这一般人绝不肯为。倒戈比中间人士的投靠还要可耻，没有人能背得起这样沉重的恶名。二是退隐，若不在朝中，受打击的可能性要大大减低。人在官场受到攻击，往往是因为你挡了人家的道。你若退休，让开这道，则人家的仇恨程度会大大降低。大不了削籍，撤消你的老干部身份，但是性命可保。三是不作为，示敌以弱，换得安宁。但是两派成见已深，树虽欲静，但风不可止，最终可能还是个死。

东林人既然自诩为君子，上面的三条路，就绝不能走。所以，他们从总体上看根本没有退让的意思。在他们的观念中，斧钺加颈，大不了一个碗大的疤。

这是一批信仰真孔孟的人：“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宁愿好死，也不赖活着。

现在的人，不迂腐，当然不兴这个了。

可是现代也有现代的问题。现代人认为自己对幸福的追求，比古人的档次要高得多，但是愿意为之付出的代价，却不及古人的一半。我不知道这样的便宜，究竟有多少人能占到？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初的形势，实在让东林党人睡不着觉——魏忠贤操纵皇权的技巧越来越高；三党残余分子几乎全部投奔阉党，阉党之盛，很难看到它覆亡的可能。于是水往低处流，人也不见得愿往高处奔，大家就都一齐不要脸吧。众人不要脸，总比一个人不要脸更理直气壮些。

东林党的势力，只剩下两个孤零零的山头——吏部、都察院。可是这两个权力部门，怎能抗得过泰山压顶的皇权？

压力之大，令人窒息。因为皇权制度是刚性的，没有减压阀，所以天启四年的朝局就成了个压力超负荷的大锅炉。

五月，一个偶然的契机，明朝的政治锅炉轰然引爆了！

五月下旬，因为一件小事，天启帝对魏忠贤发了怒，令他出宫，在私宅中闭门思过。是因为什么事，不可考。总之，魏大珰也遇到了“伴君如伴虎”的问题。

机不可失啊！

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杨涟，决定出手了。

杨涟是个一触即发的刚烈汉子，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起复回京以后，他已经几次险些忍不住了。忍到现在，实不能再忍。环视朝中，东林干将，走的走，未走的也因曾被弹劾而不好开口。内阁里说话还算有些分量的叶阁老，则对魏忠贤持怀柔政策，根本指望不上。

那么，我不下地狱，谁还能下？

他要给魏忠贤来一家伙！博浪一椎，易水一别，志士千古立德，就在此一举。

他和左光斗、魏大中等一干人商量了一下。左、魏都没有什么异议。杨涟确实是一位重量级的狙击手。他的优势有二：名望高，阉党反击起来比较难；皇帝对他非常信任，有可能一击而中。

但是东林党中，也有人决不赞同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