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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位明教教主发明了“八股取士”。草根大王当上了这个斯文国度的教主，就给自鸣清高的文人士子们打制了一双小鞋——“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我们这位明教教主改革科举制度，是狠狠的“与时俱进”一把，可谓是摧残文化的点睛之笔。客观而言隋唐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华文化史的一项进步发明，唐宋以来是重考经书背诵理解和诗赋、时务策的写作，对文学水平和治国治民的见解要求较高；而明教教主起身于草根，知识有限，读不懂文人士子“柳暗花明又一村”式“卷舌舌、绕肠肠、摇头头”的文章，所以要简化考试程式，采取“八股取士”。

这个怎么样的“行政作为”，可以打个比方说明：为贯彻落实明教教主的“科学发展观”，国家教委对孔家店进行严查，开展专项整治。最后，规定了经营范围：朱熹的《四书集注》；规定了经营程式：八段式，依格式填写。

这种取士的制度只许鹦鹉学舌，禁锢掉自己的思想，闭眼去追思古人的话。其结果自然是培养一批奴才，只会大喊：“教主英明神武，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不过，文人士子仰教主之鼻息已久，为了能站在朝堂之上，即使再小的鞋也穿得合脚，而且还能翩翩起舞。所以，明朝的文人士子乐此不疲的做起“书呆子”来，依然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子。

再次，明教教主创造了体罚教徒的“文字狱”。明教教主喜欢玩“躲猫猫”的游戏，体罚一下教徒，耍耍淫威，动动屠刀。他或望文生义，或因文义而引伸，对一些字词，尤其是涉及到他的不光彩的过去的字像“僧”、“光”、“贼”等，从意义或形声上加以曲解，构成对作者的诛杀之罪。只要是上述字的同音字，都认为是通假字，居心叵测罪不容诛。

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合该文人士子倒霉，谁叫你们做了奴才还要急着献媚，结果脑袋纷纷与身体说“拜拜”：

浙江教育厅厅长林元亮为海门卫长官作《谢增俸表》，内有“作则垂宪”（“则”与“贼”音近而附会，下附同）之句，结果被教主大人革掉了反动的脑袋。

杭州教育局局长徐一夔说“为世作则”，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结果脑袋被教主大人当葱拔了去；

北平教育局局长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之句，结果脑袋轻轻的挥别了身体，留下一滩淡淡的血迹；

桂林教育局局长蒋质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贺表》，内有“建中作则”，结果请来了一家叫“搬脑袋”的搬家公司；

常州教育局局长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生”附会为“僧”），结果脑袋造起身体的反，落下一个碗大的血疤；

沣州教育局局长孟清为本州作《贺冬节表》，内有“圣德作则”（“则”附会为“贼”，“圣”附会为“僧”），结果脑袋和身体竟然玩起拔河比赛；

陈州教育局副局长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寿”与“兽”音近，“域”疑被误读为“或”，与“祸”音近），其实是说“人人得尽天年的太平盛世，皇帝千秋万代”，结果教主大人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不耻下问，上门来借周局长的脑袋用用；

更离奇的是，说“体乾法坤”中的“法坤”是暗示“发髡”，秃子就是和尚，用心阴毒，是污蔑教主大人在寺庙里挂过单，杀！说“拜望青门”就是站在和尚庙门口发呆，杀！“遥瞻帝扉（非）”不是恭敬地瞻仰皇宫大门，而是看热闹，八卦皇帝的是非，杀！“天下有道”就是“天下有盗”，杀！杀！杀！

……

最可怜的莫过于大才子高启，无非是给苏州知府魏观写个上梁文，讨杯薄酒喝喝，一不小心写下“龙蹯虎踞”四个字，成为现行反革命，结果被教主大人腰斩弃市。腰斩本就是拦腰砍断，卸成二块罢了，而教主大人哪肯让反革命分子这么好死，下道圣旨要求将高启同学卸成八块。有野史说，卸成八块的高启竟一时死不了，手醮自己的鲜血，连写三个“惨”字。的确很惨。其他辅佐过教主大人的刘基、宋廉等柱国能臣，也是文人士子出身，也惶惶不得终日，难以善终。

刚猛治国的元璋教主，令天下士子苟延残喘，不敢有自己的声音。从此，中华文化更无大的思想家、文学家。

满清窃得大明江山，这又是一次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了文化先进的民族，而取得统治权。“建奴辫子”根本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科学发展观”，所以继续沿用明朝的路线方针，将“八股取士”发展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