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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口头语是“你妈妈”，天津方言读作“泥马马”，说天津人都不重视孩子的学习，学习有嘛用？有一家人特殊，孩子居然会认26个英文字母。有客人来，母亲便炫耀，拿出字母表指一个让儿子念一个：

“介是嘛？”

“泥马马的A。”

“介是嘛？”

“泥马马的C。”

“介是嘛？”

“泥马马的H。”

“介是嘛？”

“泥马马的B！”

按道理说，西门大官人侃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九的天津女孩儿都不会感兴趣——谁会有兴趣知道XXX副总理早上起来是先喝红茶菌还是先喝小米儿粥？谁会耐烦听XX的儿子和XXX的女儿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

不幸的是唐静姝恰好是这百分之一。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你的居住地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你的尊卑、你的政治地位、你的经济状况，甚至注定了你的前途和一生的命运。

在上海，全体上海人看不起苏北人；而上海人内部呢？在上只角居住的人又看不起在下只角居住的人；在康平路爱棠园、爱桃园——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干部宿舍区——居住的人则看不起全上海的人。

在北京，人们以居住在大院——海军大院、空军大院、总后大院以及国家机关宿舍为荣。

在天津，由于这是一个典型的市民社会，而且从来也不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连城市地位都是一会儿直辖一会儿省辖的折腾，不像北京，有大量的国家机关和三军总部，也不像上海，有华东局及南京部队的海、空系统及市委市府机关。老百姓对居住地域占有的政治资源并不敏感，而且天津也没有专门的高级干部宿舍区，散落在和平区以及警备区机关的一些小楼独院，也早被小市民的汪洋大海淹没。但天津人也有天津人的地域歧视：他们把在简陋的没有卫生设施的低矮房屋里生活的人称为“小平房儿出来的”，区别于住在机关院校楼房里的上等天津人。

唐静姝不是小平房儿出来的。

她爱听黎海民说话，她早听天津人的柴米油盐听烦了。她没有考上大学，也还没有工作，所以时间很充裕。除了在妈妈的图书馆看闲书，就是听黎海民说话。越读书，就越觉得天津的生活令人窒息——没有于连·索黑尔，没有卡门，甚至连余永泽也没有。而听黎海民说话，倒觉得新鲜有活力。她不但爱听那些高级领导人的趣闻逸事——这些人的地位高到你甚至怀疑他们是否还在人间。她更爱听黎海民忧时伤世、悲今吊古的愤懑议论。他愤怒地对唐静姝说，小唐你知道吗，共产党惩治腐败从不手软，50年代就杀了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改革开放之初，商业部部长和北京市的几位领导在丰泽园吃了几顿少交钱的饭，被一位叫陈爱武的厨师告到中央，统统被撤职查办，陈爱武因此还当上了团中央委员。广东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贪污了几万块钱被处以极刑。可是为什么就镇不住呢？制度，只能是制度上的问题。看看这几年，闹成了什么样子？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唐静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连悲伤都比天津人高几个档次。

她还爱听他抑扬顿挫的吟诗——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

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

我爱英雄，还爱高山，

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知道是谁写的诗吗？黎海民问。

唐静姝摇头。

“闻一多。”

唐静姝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居然连闻一多都知道！

他甚至能够准确地说出唐静姝名字的出处，“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你会俟我于城隅吗？”

她的脸红了。

后来，黎海民谈话的更多内容是诉说自己婚姻的不幸——在那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在那样拮据的物质生活中，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幸福的婚姻呢？

没费多大劲儿，西门大官人便把处女唐静姝擒到了床上。

从此以后，西门大官人对唐静姝是怜爱有加，那蓬勃的花心确实也收敛了不少。在北京时，他在我的房间给我们都认识的一个己婚女子打电话，说我要请她吃饭。我劈手夺过电话说是黎海民要见你，没我的事儿。那女子跟我聊了几句，骂了一通黎海民有神经病之类的话，把电话撂了。黎海民见阴谋未能得逞，哈哈大笑了一顿，再未做他想。

足见他是爱唐静姝的。

那时他早已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