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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代表点头哈腰地表示回去一定向陈长捷如实报告。

陈长捷听了四名代表的报告，见刘亚楼已发了“最后通碟”，又急忙给北平打电话，请示怎么办。李世杰还是那句话：“坚决守住，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在最后仍决心“哪怕战到房无完瓦，地无净土，也要死守天津，以对得起傅总司令”；并向守军官兵发布了谁临阵脱逃，其直接上司就可当即枪毙的骇人听闻的六条军律；同时又进一步加紧了天津的防御准备。

1　月12日，毛泽东同意命令傅方代表限平津守军先头部队至迟须于13日12时以前开出。并指示林、罗、聂向傅方代表指出，我方怀疑傅方借谈判拖延时间，故天津方面必须依照指定时间开出城外，并不得对公私财产、军用物品及公文卷有任何破坏损毁，否则必须全体缴械，并惩办其负责人。军队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

1　月11日，傅作义又通过崔载之给李炳泉电，向平津前线传达信息：“此间由邓宝珊率必要人员前往，与林聂二先生商谈平、津、塘、绥和平解决及整个技术问题。”并提出：“为决定后实施便利，最好林聂二先生移近北平，以免往返费时。”

1　月12日3　时，毛泽东得知傅作义将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出城谈判的消息后，即致电林彪、聂荣臻，对谈判方针作出指示，要他们在谈判中应向傅方代表邓宝珊指出，解放军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傅方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惜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今天津守军于13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至于北平守军可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

这时，傅作义对平津前线司令部提出的天津守军应于1　月13日12时开出城外，听候处理的要求，仍不能作出明确回答。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向天津发出的指示，其内容依然是“坚持守下去，就有办法”。

1　月13日12时，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敌未遵令向外开出，本日此刻止，亦无新的消息。由此看来争取和平解决避免破坏的可能似乎不多。本晚24时止，如仍无争取此种可能的征候，则明日开始攻天津。

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有意拖延，遂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一面下令攻击天津。这时，北平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向傅作义进言走和平道路。

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曾多次向傅陈说南下西去均不可为，劝其倡和平、顺民意，效仿“商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故事，及早脱离蒋介石，“万不可把文化古都毁在你手里”。

徐悲鸿等文化人士则向傅进言：战则败，和则安，北平两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对此义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

同时，蒋介石发现傅作义与我谈判的行动，先后派亲信到北平进行阻挠，拉拢傅南逃，又指令特务抓捕共产党地下党领导人，以示恫吓。

冬夜是漫长的，但终会有天明的时候，被泥雪堵阻的车轮就要转动。

1949年1　月14日到了，何去何从，傅作义必须迅速作出抉择。这天上午，他把邓宝珊、周北峰请到居仁堂，让他们立即启程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

周北峰焦急地说：“总司令，今天就是14号了，上次在蓟县八里庄‘会谈纪要’上所说的时限就是今天，我们该答复了。”

傅作义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去吧！就说有些条款还需要再商量一下。”

1　月14日，傅方和谈代表再次出城。此行代表团由邓宝珊、周北峰、可成及邓的一名随从，共四人组成。邓乃华北“剿总”副司令长官兼陕绥边区总司令，是傅作义特地派飞机从包头接来北平，出任和谈代表的。

在关键时刻，傅作义请出邓宝珊做和谈代表，主要是因为邓宝珊与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等多年来有频繁交往。虽在抗战时期，邓宝珊就三次途经延安，每次都受到毛泽东、周思来、朱德、贺龙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曾几次与邓长谈，彼此关系很好。

就在邓宝珊前往通县平津前线总指挥部谈判地时，刘亚楼指挥所属部队发动天津战役。

原计划规定1　月13日实施总攻，但由于这天是农历12月15日，海潮大，护城河水位高，所以将总攻时间推迟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