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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油箱。福指回答：“距敌还有30公里，不投。”而此时，距敌实际只有3－5公里，赵俊山不能再听地面了，果断下令投副油箱，　已觉太晚。此时我机速度比敌小，高度10700公尺，比敌低1000公尺，态势不利。敌我双方对头冲过，赵俊山即令：“左转，打外边的。”左转约45°角，又见敌已分成两股，交叉转弯，形成对我夹击之势，且右边一路已快转至我机后边，遂又令：“右转”，猛拉杆急向右转，六、七号机都跟着转过来了。七号机刘永长在左转时还看见八号周春富跟定在身后，右转时就看不见八号了。赵俊山率六、七号机与敌向左转的一股第二次对头冲过，这时听到了地面下达的返航命令，遂复诵命令，打开加速器俯冲返航。七号机呼叫周春富两次，并作蛇形动作寻找，赵俊山和地面也叫，均未听到八号回答。此时七号从反光镜中看到后边1000公尺左右，　有二、三架F－86在跟踪运动，又听到地面呼叫自己，遂放弃寻找，跟上五、六号返航。远处，王立荣一中队得知赵俊山中队投入战斗，急忙下令“右转弯”、“投副油箱”，准备前往支援，此刻地面已下达了返航令。于是，王中队未与敌接触，便反航。

信不信由你，整个作战过程就是这般单调没味。七架安全返回。唯独甩下了八号周春富。

战后检讨，此战不无缺憾，飞行员们反映：“打了一个意图不十分明确的仗”。空地协同有待加强，例如，地指本来意图是要寻机歼敌，后发现敌多我少，敌高我低，并考虑出海作战恐于我不利又下令返航。全过程只给了空中航向，而敌情、意图，缺乏交代，空中完全按地面指示飞行，在不利状态下仓促投入战斗，在与敌缠斗中又仓促撤出，十分危险；又如，地面对空中约束过多，统的过死，具体到指示航向，指示飞行状态，投副油箱，开加速器，何时转弯，转弯航向多少等等所有动作，几乎都依靠地面指示，而地面指挥们依赖的雷达有误差，使空中动作滞后，导致仓促应战，丧失战机；另外，空中两个中队缺少联络，返航不区分掩护，不清点人数等，也都是不可小视的问题。产生原因，主客观均有，其中，四十六团甫转龙田，福州地指又是一个新近成立的辅助指挥所，空、地两方对敌情、我情、战场状况均很生疏，而熟练协同默契配合，不经过一段勤加演练的磨合期确也难达到实战要求。

问题归问题，遗憾归遗憾，福空在给北京的报告中仍然如此评价：“虽有教训，，还是一次胜利的空战。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给福建人民的鼓舞报大。”

因为，七机返航，战斗并末结束，甩下的孤军仍在作困兽斗。万里长空，且有忠魂舞。

周春富击落二架，击伤一架，统计是否准确？我就此坦率请教台海空战史专家杨国华。

老人说：检验空战战果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与开炮同步的照相枪摄下的胶卷。击中否，击落否，判读即知，非常准确。但也、有局限，如，我方飞机向敌开火后又被击落、飞行员牺牲；两名飞行员同时向同一架敌机开火；敌机负伤逃逸、是返回了还是中途坠毁，等等，均会给精确判定带来一定难度。此时，就要依据发现敌机残骸，审讯敌俘口供，截获敌方情报，听取目击者叙述，来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了。

老人说：周春富牺牲，飞机坠海，胶卷丧失，判定此战战果只能靠收集各方情况进行互证分析。认定工作确有难度，颇费周折，但审慎认真，对历史负责，最后得出结论，第一，周春富确与敌于平潭岛上空激烈空战，这是地面许多人看见，听见了的。　第二，　台湾承认一架F－86坠海，　他们说是“机械故障”，我们认为是“击落”。机号为0307，飞行员为五大队二十六中队刘光灿，上尉，29岁，台湾曾派飞机船只到桃园西五十海里处搜寻，未发现，作死亡处理。第三，击伤敌机为十一大队1968号。第四，我地面观察组和渔民均看到天空有敌降落伞飘落，又从海中捞出敌机残骸和轮胎，判定为击落之另一架，机号很可能是敌塔台一直呼叫的0312。

老人又说：自然，这是我方的结论，国民党从未承认。历史的真实只有一个，心里最清楚的也只能是国民党。我想，若干年后，许多材料档案都解秘公开了，大概有助于此问题的最后解谜吧。

我对老人的回答表示满意。”

其实，时隔三十余年，两岸关系正以过去不敢想不可想的规模速度如火如荼地发展着，跃进着，再回过头来精确计算论证双方一次战斗的战果究竟还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有，但不大。试问，退一步，周春富只击落了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