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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虽然建立了民国，各地学校也纷纷显出革新的气象，但这所位于京城、培养京官的大学堂，却仍然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官僚气息浓厚，好像革命风气从未光顾过这里。但时隔不久，这种现象就一去不复返了。

1917年1月，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来到北京大学任校长。这位有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气概的学坛猛将，在上任之初就公开宣布：　“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寥寥数语，却从此改变了北大的历史，也改变了张国焘的命运。

蔡元培在整饬学校的过程中，启用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专家、教授。他刚上任，就将当时因创办《新青年》《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原名为《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青年杂志》为什么要改名呢？据任建树著：　《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载：　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周报），他们写信给承担《青年杂志》印行的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群益书社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和发动文学革命而在文学界和教育界颇有名气的陈独秀聘为文科学长。同年9月，又聘刚从国外归来的胡适为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11月，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刘半农等也随后而来。加上原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人，真是人才济济。

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鼓励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提倡“兼容并包”。这一系列措施使北大的面貌为之一新，各种学术团体、政治组织纷纷涌现，师生中开始形成一种关心时事、注重实际、研究学术、自由争辩的新风气。

1917年1月，陈独秀带着他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大学任职，并将由他一人主编的《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参与编辑工作的先后有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沈尹默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这使得《新青年》夹裹着新文化运动的强劲东风，在北大学生中广为流传，并进而传播于全国各地。

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青年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文化运动带给他们的新思想。他们赞成《新青年》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比如：　要用民主和科学来反对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习惯势力的奴隶；要求从封建传统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与才能，使其得到自由的发展；倡导文学革命，反对八股文，提倡白话文，等等。这些观点反映了在实际生活中和精神生活中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人的强烈要求，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共鸣，激发他们的热情。

像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张国焘在《新青年》的感染和新文化运动的鼓动下，更加关心时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学习功课之余，他如饥似渴地寻求着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和政治素养。在这些新思想的启发下，他开始对北洋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政策评头品足。

恰在此时，一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发生了，这就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许是由于传播媒体的缺乏，或许是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十月革命”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总之，在中国，最敏感的知识界对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也不是立即就看得十分清楚的。十月革命后约一年时间，中国知识界才初步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这反映在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在此文中第一次指出：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一般说来，他们还停留在热衷于依靠民主和科学来救国的认识水平上，同时认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总之，还是倾向于一种温和的救国方式。

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青年人不仅用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充实着自己，而且逐渐开始将自己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改变国家命运。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影响下，张国焘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反日爱国的请愿示威活动。

事情是这样的：

袁世凯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