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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曹锟、挽救时局的主张是：　“同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

张国焘的文章表明，他是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的，只是不愿意由国民党出面组织，所以文中只是笼统地提出由各团体筹备和召集一个国民会议。这说明，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

9月，张国焘从上海来到北京，根据中央的指示，负责铁路工会方面的工作。

北京，这是他一生都不能忘怀的地方。正是从这里，他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而此时，他的心情郁郁寡欢。北京的党组织里尽管都是他的老熟人，但除了例会之外，他对国共合作的讨论和部署，基本上抱着置身其外的态度。

张国焘在三大落选，也引起了党内和共产国际内一些人的同情。

当时在北京的共产国际代表斯列帕克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就这样写道：　“你知道，张离开了中央。依我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里有荷兰人指马林。的蛊惑宣传。我有理由更相信张，而不是后者。即使有大批积极工作的干部，也不能让张离开中央，何况当时这些积极的同志屈指可数。曾经有很短一段时间，张完全处于失宠状态，当时甚至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他们无缘无故地把小伙子撵走，他落得个没有工作，没有经费。后来可能改变了主意，派他去北京，他呆在那里，面对不幸的《工人周刊》，苟延残喘。要知道，在北京这里，在工人运动方面你做不了很多的事，这是很清楚的。”《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

张国焘的情绪和境况引起了始终关心着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的重视。1923年10月24日，维经斯基写信给张国焘，对他的消极提出了友好的批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张国焘同志：

今天我收到了您9月28日为陈启修教授作介绍的便函。当然，我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他完成他所肩负的使命。我认为，现在是他访问的最合适的时候，因为除了其他信息外，他还能从这里发出有关德国情况的真实信息。

可惜，您很少谈论中国的政治问题和工人运动问题。我恳切地请求您给我本人谈谈您对国内一些重要政治事件的看法。

我有一种印象，现在您不像从前那样和本来应该的那样积极地从事党的事务。作为私人朋友，我想给您指出，不管党内对某些策略问题存在什么意见，党都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压倒任何其他问题的任务，这就是：　如何开展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如何根据国内各种不同集团的社会基础向它们说明这场运动，以便为这场运动制定一个总的行动纲领。

我听说，您又特别关注日益高涨的中国工人运动。我知道，您坚持这样一种意见：　好像中国工人运动是争取国家独立，反对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在这方面，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新的因素，也就是年轻的有潜力的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从心理学上说，我很理解您的看法，但是我担心您没有很客观地分析形势，您把现有的因素同应该有的因素混淆在一起了。

在中国现时状况下，工人运动还不是能够率领整个民族反帝运动的重大因素。

对于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为工人运动寻求它能在民族运动中占有的正确地位，是非常困难的，但同时又是特别重要的。您应该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在中国或在任何地方这两种运动能汇合到一起，以便消除一切阶级差别。当然不是！问题在于应该使这些运动联合起来并加强国内反帝运动的高涨。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策略性的错误，夸大现时工人运动的实际力量，那么我们就不能切实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客观因素。

现在我不想就此问题进行冗长的争论。我只想让您详细地告诉我您的看法，然后我再答复您。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弄清中共策略中的某些基本方面。

最后，我想特别秘密地告诉朋友，您应该始终不渝地主张年轻的但还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尽管党内有一些应该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