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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的路上，都不说话。我的包仍被一位母亲抱着，里面的证件、相机、录音笔都完好无缺。反光镜中看见后面跟上来一辆面包，司机说是当地乡政府的，我们快它也快，我们慢它也慢，甩不掉，也懒得再甩，用反光镜蔑视它。当天我还要赶回驻马店发稿，到了平舆县城，见我上了去市里的车，面包才离开。�

第二天收拾好东西，直奔平舆。管它怎么使绊，总是采访中不可少的一环。后来见到《广州日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他们在当地住得并不好，宾馆把长途掐了，全县的拨号都用不了，出事后网吧都关了，发稿都成了问题。�

这一天我找了县政府、公安局、刑警队、县一高、县二高……七八个单位，没一家让我进门。不是不让我进门，而是不让所有记者进门，那些家属守在门口也没用，哭得再惨也没用。那天昆仑妈她们又将《南方周末》的记者带进了现场，村里干部说，你怎么又来了，他也是你的儿子？她看出了对方的恻隐之心，说不，这是孩子的叔叔。对方真的没有阻拦。�

第二天稿子一发出来，网上就看见了。同事说，很不错。我听着，高兴不起来，呆在屋子里犹豫着出还是不出去。因为一出去别人就知道你是记者，就有好多老百姓围上来，诉说他们的委屈，和种种靠他们的力量无法解决的难题。在北京时我嚣张聒噪，面对这些满是皱纹和黢黑的脸，就觉得难受。�

有一家三口，一对年迈的夫妇带着他们被打瞎了眼睛却没人过问的儿子，问了半天才找到我住的地方，又在门外站了半天都不敢进来，要不是我出去扔垃圾，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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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的叹息（3）

那对夫妇都已经快60了吧，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很本分老实的人。老父亲跟我说了情况，还没等我说话，又补了一句：我知道你这次来是为了那些孩子，所以也不敢麻烦你别的，只求你看看这份材料。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说，您怎么不敲门，这么冷的天在外面站了这么久。那瘦弱的老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忽然就跪下了———真的，满头白发的老人就这么给我这个后生跪下了，可是我承受不起啊，天下又有谁能承受得起这哀伤的一跪？！———我连忙去扶，居然扶不动，却听她低低地说，县政府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只有找你，求你一定看看我们的材料。又是一个求字，重若千钧。�

我拼命把母子俩扶起来说，我一定看，一定尽力帮您转到有关部门。一家三口看着我，尤其是那老母亲的眼神，唉……除了那一跪，这一家人似乎一直很平静，而我的眼泪在他们走后终于不争气地掉了下来。�这是我短短一年的深度报道记者生涯中，第二次面对这样的场景。上一次是4月份，辽宁海城，几百名学生家长面对永远官腔的干部们怒不可遏，面对记者时却都跪了下去———当时3000多个孩子中毒，一个孩子死亡，政府瞒报，家长将记者当成了救星。�

4�

终于到了返回北京的日子，又请那些母亲吃饭。昆仑妈拼命给我夹菜，我要推辞她就说，这是给我大孩子夹的；又给《南方周末》小戴夹菜，说这是给昆仑叔叔夹的。还努力地笑出来，说都已经好久没笑过了。然后一路颠簸地回来。火车上计划的第三篇报道被终止了。�

事情还没完，昆仑妈半夜给我打电话，当地要半强行地将孩子尸体火化，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这不过是我笔下新闻的一件，却留下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句话：当一个好记者需要一种情怀。当时没想透，现在还在想。��

———2003年11月25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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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那之外（1）

他们觉得最奇怪、同时也问家长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怎么想到要来挖的？你们为什么要来挖？案子不都结了嘛！”��

采访“平舆杀人案”后，我曾写过两篇手记，直觉一直告诉我，肯定还会有第三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一定会有。�

等待的时间并没有太长，就在案子报道出来5个月、凶手黄勇被枪决4个月之后的2004年4月。12004年3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周末，忽然接到平舆遇害学生王亮家长王留超的电话。他也是去年11月最早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的人。他在电话里说：“要到清明了，我们今天想去祭奠一下孩子，结果在黄勇家又挖出很多骨头，还发现了两把菜刀，上面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