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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我们在1945年到1950年间对共产主义的摇摆不定的态度尤其感到难以捉摸。“美国人真有意思，”他曾经说过，“你们1945年来到这里时，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共产党员关进监狱，你们要求我们把他们统统放了。现在，你们又要我们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你知道，那得费多大劲埃”到了1953年，吉田大概就不太愿意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反对共产党人了，因为那时的日本经济正在全速复苏，土地再分配已经完成。我当时和一些农民谈话，就已发觉他们充满了积极性和活力。由于上述结果，共产党在选举中惨败了。

不过，吉田仍旧担心共产党人。在我和他1953年的一次会谈中，他还反复琢磨着“我们自然地倾向于同情共产主义”的问题，对年青知识分子支持左翼激进派的倾向感到关切。阿曾夫人当时还补充说，知识分子支持共产党人，是因为这是时髦的做法。“只有当保守派才不是时髦的。”她说。由于共产党关于自由、平等和工人应该享有权利之类的口号听起来比麦克阿瑟的改革稍为响亮一些，问题就更复杂化了。吉田认为，许多日本人缺少对于什么是民主的直观的感觉，把民主与放纵和无政府状态混淆了。麦克阿瑟在民主的实验上迈开了大步；吉田不得不稳住它，不能让它沸腾得溢出来。

例如，麦克阿瑟亟想鼓励自由劳工运动。但是，他的下属们——包括许多理想主义的、年轻的、喜欢交际的工程师们——却吸收日共党员帮助他们建立新的工会。毫不奇怪，这些共产党人是易于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进行罢工和暴力活动的。在社会主义反对党声嘶力竭的喧嚣中，吉田抓住时机，对新劳工法进行了修改。大多数工会终于脱离了共产党。

美国人不仅热衷于推行反托拉斯法——不只是削弱大的联合企业或三菱之类的财团——而且也盯着一千多个较小的公司。占领军中的许多工作人员错误地认为，日本和美国三十年代的万恶之源都是大企业。吉田则正确地认为，如果没有健康的工商部门和不抵制反对垄断的运动，日本将难以生存下去。

许多拆散垄断组织的计划终于放弃了。1953年，吉田政府又成宽了苛严的反垄断法。

吉田由于抵制了麦克阿瑟的僚属们坚持要实行的某些改革，遭到了日、美两国自由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但回顾过去，证明他还是正确的，因为在从劳工、商业、教育的改革到加强法制等一系列的措施中，有许多是不适用于战后日本的情况的。在一段时间里，吉田固执地反对那些日本难以接受的、激进的改革，以便保护他的国家利益。这是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占领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虽然吉田在缓和占领军某些走极端的国内措施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还是其明智的外交政策。这包括两个部分：反对大规模地重整军备。这是一个与错综复杂的国际情况联系在一起的国内问题；决心寻求与美国订立和平条约，并缔结安全联盟。这些政策加在一起，意味着日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就可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并且可以把它的全部注意力和资源用于建设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大国。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并不支持吉田外交政策的全部内容。

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和领导能力方面的观察员，我从他的见地和他大幅度地推动了经济的恢复方面，欣赏他的外交政策的稳键。在冷战的现实向日本和美国压来之前，麦克阿瑟就认识到，日本应该成为一个新型的国家，一个永远放弃通过战争解决与别国争端的企图的经济大国。他使用了“东方的瑞士”这个词，并将这种想法写进了麦克阿瑟宪法第九条关于“不要战争”的条款中。

弗农·沃尔特斯曾经告诉我，“大部分将军们只注意到了结束战争。麦克阿瑟的视野却超越了战争的界限。”日本宪法的第九条就是最具体的证明。麦克阿瑟耳闻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梦想着出现一个不再需要战争的世界。不幸的是，他的这种乐观态度为时过早。在四十年代未，许多美国人认为第九条的规定是一个错误。由于苏联和1949年出现的共产党中国就在日本西边的侧翼，日本需要具备某种自卫的手段。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带领他的大部分军队去朝鲜，并在日本组成了一支七万五千人的保安部队——后来称作自卫队。吉田认为，日本虽然已经放弃了进攻性的战争